公交车摄像头的效用取决于责任心

　　■大家谈周 云

　　据《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冼伟雄日前表示，广州正着手研究建立视频系统，每一台公交车都会在车厢内安装摄像头，与公安整个网络监控系统连接，一旦发现盗抢，公安将在最短时间内赶赴现场。

　　技术进步总是能够不断地提供预防与治理犯罪现象的新手段。在公交车上安装摄像头，毫无疑问，会对犯罪嫌疑人起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也能为警方破案提供线索，也能够惩办罪犯提供有力的证据，安装肯定要比不安装好。问题在于，安装这一整套的设备花的银子必定不少，从交委主任的口气分析，用的应该还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如何让这套设备发挥最大的作用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辛辛苦苦安装了，却又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投入与效用不成正比，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这种担心绝非多余，技术永远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责任心与制度。而公交部门对于乘客财物的责任心之淡漠，公众早有领教。有乘客在公共汽车上手机被抢，告诉司机并要报警，司机却置之不理，反而开车门将嫌疑人放走。事后，公交公司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幸的是，当乘客诉诸法律讨回公道时，公交公司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还受到法院的保护。我可以理解在歹徒胁迫下司机的行为，但公交公司拒绝任何赔偿，无论如何也难以说得过去。以这样的责任心，就是给司机大佬每人配一支AK-47，恐怕也难以保障乘客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在给公交车安装摄像头的同时，公交部门也应该用摄像头照照自身，监控一下自己的责任心，温习一下自己应该担负的保护乘客生命、财产安全诸如此类常识般的责任。

　　当然，公交部门难以承担起公交治安的主要责任，这一责任显然应该由公安部门来承担。由于成本因素，公交车不可能像火车一样配备专职的警务人员，但针对公交车治安建立相应的机制，完善有关技术，还是有可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关心一下“公交车摄像头时代”公安部门的责任与举措：公安部门有没有针对“禁摩”以后公交车治安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案？有没有安排与公交车安装摄像头相配套的人员、技术？有没有根据公交线路网络配备相应的警力网络？有没有根据摄像头即将提供的信息建立相应的报警、出警机制？我衷心地希望，所有这些疑问，警方已经有了现成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最后还要提一下每一名乘客的责任。曾经看过一段录像，武汉一名公交车司机被两名歹徒暴打数分钟，几十名乘客无一人援手，也无一人报警。的确，暴徒穷凶极恶，乘客首先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每一个乘客都勇敢一些，机智一些，用不同的方式与歹徒斗争，那么公交车的治安肯定会好很多。这是一个沉重的、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并不过时。

　　技术提供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终归也只是一种工具，摄像头能起多大作用，关键还在于人，在于方方面面的责任心与建立在责任心上面的制度建设。（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辩论靶子

　　广州市交委主任近日表示，今后广州市的每一台公交车都会安装摄像头，（详见《信息时报》1月8日A12版）；而另一条公交新闻则是“公交司机受威胁开门放走劫匪，法院判无抓贼义务”（详见《信息时报》1月6日A9版）。

　　那么，公交车上装了摄像头，对根本解决公交上的治安问题，有多大作为？会不会成为一种摆设？

　　■我要辩论

　　反

　　“不能以非道德手段降低公共管理成本”

　　辩论者：石敬涛 31岁 职员

　　1948年，英国作家奥威尔创作了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一九八四》，小说中的国家设置了一道时刻监视人们行动的电幕，生活在该国的人民，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难以忍受、无处可逃。

　　在这样一个“电幕”之下，也许真的对偷盗等行为有所制约，但是，我不知道，在这样一种时刻被“监视”的状态下生活，是一种怎样的感受。然而如果公民的这种感受以及隐私权可以让位于公共安全的话，那么，就像前一阵动辄手机实名、网络实名的治理思维一样，一些高校和城市，为了实现公共安全的目的，正兴起了一股安装摄像头的风潮。这种以图省事为初衷，以一种不是很道德与光明磊落的手段，而达到降低公共管理成本的做法，值得警惕。对于这种公共治理的效果及结局，奥威尔的幻想小说《一九八四》已经给出了答案，那种难以忍受、无处可逃显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公共治理之道。

　　正

　　“摄像头可以壮公民见义勇为之胆”

　　辩论者：王旭东 37岁 媒体人

　　公交治安是整个社会治安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理念下，公交治安显得尤为重要。确保公交的治安安全是实施公交优先的重要因素。公交车安装摄像头，一旦发现盗抢情况公安部门很快就能获悉，并将在最短时间内赶赴现场。这奠定了安全公交的物质基础。

　　诚如一些人所担心的，如果司机与乘客，在关键时刻不敢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摄像头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摆投。但是，要知道，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除了用传统美德来激活，用健全的法律来保障外，还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来提升胆量与勇气。试想，面对公交上的盗抢等犯罪行为时，在获悉公安干警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赶赴现场，公民的见义勇为的胆量与勇气就会增加，在取舍与忧虑是否见义勇为时，就会增加一份见义勇为的动力与信心。

　　中

　　“接受摄像头监视是有条件和代价的”

　　辩论者：李甘林 45岁 职员

　　应该看到，乘客接受摄像头的监视，实际上是公民自愿或被迫作出的部分合法权利的让渡，既是让渡，当然就要保证这些被让渡的公民权利不被人非法使用，甚至受到侵犯和利益损害。

　　我以为，无论广州的盗抢情形再严重，再急迫，有关方面也必须严格依照程序，征求乘客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对摄像头以及录像的保存与使用范围，都要设置严密的限制和报批程序。一旦这些录像资料外泄，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赔偿代价。再正当的公共权力的行使也要有疆界，也要受到必要的和严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