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执厥中，成就深圳成就自己

　　深圳观察

　　城计民生·公共利益

　　2006年过去了将近十天，以宏大叙事的眼光来看，2006年的深圳浓墨重彩的大手笔不多。反倒是一连串鸡毛蒜皮的琐屑小事，令到深圳备受瞩目：例如富士康状告记者，例如停车费大涨，例如住宅区能否办公司之争，例如城管扒裤事件，例如医生护士戴钢盔上班，例如深南大道的修缮与质疑，例如“不买房”运动……

　　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处置不当，也有可能导致改革开放26年之后的深圳成为一地鸡毛。其实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并不一定是在社会最穷困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看起来比较繁荣的时期，社会矛盾往往更加突出。好比说，哥们几个合伙开公司，在没有赢利的时期，大家都能同舟共济，因为反正也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计较。等到公司开始赢利了，如果预先没有把产权和利益分配机制协商好，那就等着看好戏吧，不闹得沸反盈天、鸡飞蛋打是绝对不会罢休的。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深圳人刚来深圳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想把深圳当家的，不过是捞一票就走的，那个时候，深圳城市的好坏，说到底，与自己并无必然的关系。现在的深圳人是开始以“家”的眼光来看待深圳了，于是，房子啦，车子啦，小孩上学啊，老人看病啊，城市的前景、品位、细节，城市管理者的质素、态度、效率，都要被比较一番、挑剔一番。一个挑剔的中产社会来临了，人人都面临挑剔和被挑剔，如果能应付自如，你的生活就妙趣横生，否则就会处处自讨没趣。个人生活是如此，公共管理亦如是。

　　在中产社会中厮混，要把握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不走极端。

　　中产社会，人们对公共权力总是挑剔的，对普通民众总是宽宥的，这种道德标准有实际的理由。一个普通民众，靠银行按揭买了一套价值100万元的房子，政府不做充分补偿，就在旁边修一条公路高架桥，房子因此贬值50％，即使这条公路对全城有50个亿的价值，也不足以弥补这个普通市民50万的损失。50万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小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就是一笔天大的财富。当全市不为他的50万考虑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让全市付出超过50个亿的代价。这就是成熟的现代国家总是把普通公民的权利放在公共决策之先进行考虑的真正原因。

　　市民社会总是矛盾重重，纷纭烦扰，这是因为市民与市民之间的权利平衡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的波动是社会赖以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民众权利被完全界定清晰，丝毫不能有所变化，那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一如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但是一个社会的权利体系的波动幅度也不能过大，否则就会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就必须保持两点：第一，在市民权利的细小纷争中保持超然和中立，不要轻易介入市民之间的纠纷，否则，细小的纠纷就有可能因为权力的介入而引起轩然大波；其次，致力于建立一套市民纠纷的解决机制，用这种独立的、客观的、中性的社会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这是公权力者的职责。

　　我这样来表述城市公共治理的理念，可能会被人指责为全盘西化，其实这是典型的“中道”，我们的老祖宗深谙此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便是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这十六字是儒学之精髓所在，《中庸》之核心与纲领。子程子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乃对十六宇心传之“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精辟注解，由此演变出《中庸》之孔门儒学传授心法。

　　不偏、不易、中正持平，落实到今天深圳的城市治理，就是：不以一己之私、朋党之私导致公共决策有所偏差；中规中矩，重大决策的出台先经过充分的协商，按照程序进行，不拔苗助长；不急不躁，有耐心、有韧劲，在说服市民接受真正具有长远利益的决策时显得有识见、有表达力、有灵活性、有幽默感、有绅士风度。市民社会的领袖不仅要能干，而且还要有好的人缘。

　　以这样标准来衡量，2006年发生的种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之所以演变成影响全国的大事，甚至是坏事，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中道”没有得到遵循。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么“细小”的事情都足以成为全国公众关注的焦点，说明深圳没有被人淡忘，相反，这种关注表明，人们冀望深圳能够在社会管理、城市管理方面也能像在经济发展方面一样，给中国这个缺乏谈判和妥协精神的国度、缺乏市民自治传统的国度探索出一条新路。在深圳官方探索精细管理时，市民和他们的领袖一道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智慧，需要足够奉献精神和妥协精神，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成就深圳，成就自己，而不是任由自己的情绪支配、激化矛盾，导致深圳坐失社会改革的先机。

　　□老亨(因特虎网友)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