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民工的讨薪样本

　　扳手指头算算，离春节不到40天了。

　　可王军（化名）的心已早早飞向安徽颍上县的老家。3年没回家了，唯一的妹妹去年嫁人了，只剩下老父亲一个人在家。多少次梦里，他拉住满头白发的老父：吃得好吗？穿得暖吗？孤单吗？可醒来，空喜一场。

　　王军急啊，有家不能归。出门3年，至少要给家人一个有出息的交代，至少要送操劳了一辈子的老父一件羽绒服。

　　但王军没那个钱，因为，为讨薪奔忙了4个多月，他已用光了自己的积蓄。

　　讨薪讨到法庭上

　　1月4日，在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律师闵长征义务出庭，陪王军去了闵行区人民法院。这天，王军诉三谷印刷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一案在民事庭开庭。

　　讨薪讨到法庭上，这完全出乎王军的想象。这个老实得近乎木讷的安徽小伙子，因为家贫，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第一次到上海还是10年前的事。这10年里，他做过搬运工、泥工、瓦工……三谷公司送货员的活，是干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从2004年10月进厂到去年8月离职，将近2年。也是这份工作，让王军经历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进劳动局，第一次上法院，第一次请律师。

　　一开始，王军不过是想要回公司欠他的3个月工资，也就人民币2000来元。可是公司拖着不给，他听从工友建议，去区劳动局要求解决，这才知道，除了工资之外，他还可以问公司要加班费、奖金和代缴的综合保险费……2006年11月，根据王军的申诉，闵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三谷公司共支付王军工资、奖金和加班费5927.22元，另外，还要帮他补缴16个月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费。

　　拿到了裁决书，公司还是没给钱，王军也不满意，因为仲裁的支持让他的维权意识空前高涨———他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比如出差补助、由讨薪造成的经济损失等。2006年12月，王军再次申请了仲裁。

　　但按《劳动法》规定，这次王军的申请已过了仲裁时效，“不予受理，如有异议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到这份上，开弓没了回头箭，王军一咬牙：打官司！还是在老乡指点下，王军拿着从老家开出来的贫困证明，在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找到了法律援助，援助中心指派天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闵长征帮他打这场官司。

　　在法庭上，王军几乎没开过口。王军告诉记者，这是闵律师提醒他的，法官不问，就不要说话；回答提问要简明扼要，讲事实，千万不要情绪化。最后，闵律师代王军提出了诉讼请求，共计6项，讨薪总额为1.3万余元。

　　这个数字，令王军感到有些惊讶，他能拿到这么多吗？律师一项项给他算。这个数字，与王军起诉状上的要求不相符合，也出乎被告意料，为此，法庭给了被告15天的答辩期。

　　清汤白菜吃一天

　　自从开始讨薪，王军没再工作。

　　不是不想。开庭那天，王军本来已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正在培训期。当他提出请半天假时，主管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再也不要来上班了。”类似遭遇，王军已经有过多次，见怪不怪。他摸着那张已经没有用的培训证，叹口气：“公司都不喜欢员工请假的，我今天要去印个材料，明天又要去拿个文件，老不在，谁要我啊？”

　　当记者问他要不要给新单位打个招呼时，他急得涨红了脸：“千万不要！被人知道我跟以前的单位打官司，再找工作就难了。”因为同样的理由，他拒绝拍照，要求化名。

　　没收入，靠着一点积蓄生活，王军样样要勒紧裤腰带。租房每个月200元，复印资料每张5毛钱，这两样一分钱也省不了。幸而有一辆旧自行车，在这个城市里，哪怕去再远的地方，他也不坐公交车。

　　王军黑瘦、面色不好。他一天的饭食是这样的，有个小电饭煲，煮一锅饭，再煮一锅清汤白菜。肉，是白菜价钱的10倍，所以这些日子，他要一两个月才能吃上一次。

　　第一次见王军，记者请他吃饭，特地叫了大排饭，外加一盘烤鸭，他吃得很慢，最后剩了两三块鸭肉，记者问他要不要打包，他似乎被触痛：“打包干什么，不要了！”又连忙说：“唉！没啥胃口，想起这个事（讨薪）就烦，心闷得慌，头痛！”

　　王军今年快30岁了，但离“而立”还远———没房没钱没工作，连女朋友都没谈过，记者去过他住的地方，离轨交5号线颛桥站不远，临河一排临时搭建的矮房子，住满了外来务工人员。他住的那间，统共也就五六个平方米，靠墙摆着上下层的铁架子单人床，薄被一条。问他冷不冷，他摇头：冷就穿着衣服睡呗。

　　出租屋里连张桌子也没有，电饭煲放在地上。唯一的亮色，是墙上一张美丽的明星画报。

　　“劳动者也要武装自己”

　　没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没有明确的工资福利协议，无法提供考勤卡、完整的工资条等相关证据……尽管为王军提出了高达1.3万余元的诉讼请求，但律师闵长征并不能肯定最后王军能拿到多少钱。而王军想要打赢官司所面对的困难，正是外来务工人员讨薪时普遍遇到的。

　　“除了关键证据掌握不足，对自己到底具有哪些权益，外来务工人员往往也并不十分了解。”在闵律师看来，当时申请劳动仲裁时，王军并没有为自己争取百分之一百的权益。比如，王军不知道，企业必须按照拖欠工资、奖金的1.25倍发还工人。另外，拖欠工资发生后，工人工作每满一年，企业就必须支付工人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王军工作了2年，可以获得等于2个月工资的补偿金，同时，他还能获得这笔补偿金的50%作为额外补偿。

　　“如果这些权益在申请劳动仲裁时没有提及，在法庭上再提出来就很难获得支持。”闵律师提醒外来务工人员，劳动者也要武装自己，最好抽空学习一下《劳动法》，要知道国家在职工福利、劳动待遇、加班制度等方面的最低标准。一旦自己的权益被侵犯，应及时向劳动部门反映。尤其要注意的是，仲裁申请必须在争议发生60天内提起。平时，应注意收集工资条、考勤卡、公司条文规定等相关证据，在提出劳动仲裁或者法律诉讼后，还应注意保留各种相关花费的票据。

　　自然，要外来务工人员把自己武装成法律法规的全知全能者，这不现实。作为我国最早建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城市之一，目前上海 19个区县均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劳动者可在这里获得帮助。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张海刚副主任告诉记者，去年，该中心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咨询6000余次。像王军这样进入法律程序的案例共计60余起，都获得了免费的法律援助。

　　发稿前，记者拨通了被告三谷印刷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行政经理吴刘栋的电话。他告诉记者，因在答辩期内，他不方便透露公司的决定，但王军合理合法的要求，他们一定会满足。

　　但愿，王军4个多月的讨薪路，能就此画上一个句号，拿到应得的工资，高高兴兴地过年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