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品读一流大学名单的自恋意味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今年第1期刊登了《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评出的2007中国大学排行榜。清华大学以296.77分的绝对优势名列第一名，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分别以222.02分、205.65分获得第二、第三名。（1月9日，人民网）

　　2007年的第一份大学排行榜新鲜出炉。在国人自给的排序中，清华、北大和浙大占据了一流前三的位置，一共有16所高校进入一流大学的名单。没有人怀疑这16所高校在中国的“一流”位置，尤其是清华连续11年稳居“一哥”的龙头座次。可惜的是，今非昔比，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大学自得其乐随意“掐尖”的时代一去不返。不仅香港名校来内地选拔本科生和研究生，欧美名校也虎视眈眈，在境外高奖学金、高就业期望和人性化培养机制的诱惑下，“一流人才进欧美，二流人才去香港，三流人才”留国内的尴尬图景已现。在此情势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再热衷于高校排队，无论评价体系多么科学，量化指标怎样精确，都丧失了基本的意义。理性品读这个榜单，除了让那16所高校自恋于所谓的“一流”，对高校改革，人才培养并无教益。

　　自恋必致麻醉，麻醉必致自大，自大必致“一流”名校们异变为温水里的青蛙，在乏危机的预设囹圄中毁灭。曾经有个笑话，说是中国的大学喜欢追求“一流”的原因在于不愿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世界“二流”、“三流”或“末流”。此言或有偏激，但近年来在这些“一流”院校中出现的众多怪现状确乎验证了“一流”的其实难副。一是由于以论文数量及刊载载体的档次作为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而此标准又和学者的职称晋升和物质利益挂钩，从而导致学术造假之风日炙，学术腐败频仍。对此，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称之为“国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甚至有不欢迎中国留学生的倾向。二是诸多名校陷入“大楼”和“大师”的困扰中。以建豪华大楼、豪华大门扩容校园等形式主义的东西作为“一流”之“文”而忽略培养“大师”级人才之“质”。至若人大斥建豪华电梯的风波，北大、厦门大学开设高尔夫专业和球场的人才培养上的“精英”与“草根”之议，更显名校们“树人”、“师范”的彷徨与颟顸。三是高学校之困尚未缓颊，高校毕业生就业之窘已现。泛滥于北大等名校的陪聊、无业、出走等负面新闻暴露了名校品牌效应的坍塌。而某名校在去岁迎新季节让陪送的学生家长露宿校园更凸显蔓延于“一流”名校和普通高校的乏人性关怀的最大弊端。四是恐惧竞争，害怕境外高校的掐尖。北大、清华作为中国高校的翘楚，在和香港高校的生源大战中可见一斑。如果连香港高校的竞争都无法面对，又如何接招亚洲和欧美名校的挑战？

　　所以，国内“一流”的排序只不过是高校分分合合的数字游戏。在行政和教育扯皮、学术评价体系八股和存在诸多体制弊端的情势下，这样的排序游戏只会让站在高端的“一流”们沾沾自喜，居于中端和末游的高校沿着错误的评价坐标系追求数字上的快感，制造更多的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由是而言，如此孽生“一流”的量化坐标系宛若误导高校的麻醉磁场，不仅使得“一流”们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省精神，还使更多普通高校趋之若鹜地重蹈误区。打破这个让高校自恋麻痹的封闭二维藩篱，使中国的“一流”高校和世界“一流”高校在多维开放的环境下博弈，才是自封的“一流”去掉引号的唯一出路。

　　这还不够，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使高校摆脱行政过分干预的枷锁并使学术评价体系吸纳世界一流高校的精髓，精神上同世界“一流”接轨并实现无缝对接才好祛除自恋的弊病。傅斯年先生认为：“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这和竺可桢先生在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确立的“求是”校训亦一脉相承。这个“一流”的排序混杂了太多学术之外的功利，偏离了文化求真求是的轨道，更是附加了让“一流”高校虚荣自大的工具主义。

　　奉劝“一流”和其他高校们都从排序的浑噩自恋中警醒！（编辑：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