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效应”与“哄客杀手”

　　作者：周士君

　　在有人急需救助的现场，往往不乏成群围观的冷漠看客，甚而不乏面对轻生者不施援手反而起哄的“哄客杀手”。据《南国日报》1月10日报道，日前在海口市，由于受起哄者“要跳就快点跳”叫喊声的刺激，轻生男子毅然从9楼跳下且当即丧生。无独有偶，1月10日的《华商报》也披露，西安一名男子因醉酒找不到家门，醉卧街头被冻死，而其身上的羽绒服也不翼而飞。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期间警方两次出警均末施援手。

　　在这种看客现象中，潜藏着一种“旁观者效应”。1964年在纽约昆士镇曾经发生一起谋杀案，年轻的酒吧经理吉娣·格罗维斯于凌晨回家途中被歹徒谋杀，谋杀之所以成为令全美国为之震惊的头号新闻，是因歹徒谋杀她共用了半个小时(第一次刺中了她，歹徒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向她，又轻松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向她)，期间她反复尖叫呼救，前后虽有38人从公寓窗口看到案发的情形，却始终没人下来施予援手，甚至无人肯打电话报警。有心理学家将其定性为“旁观者效应”，即“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紧急情形发生时正是因为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每一位旁观者都变得无动于衷，“可能更多的是在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依照“旁观者效应”的发案原理，面对各种急需施予援手的场景，旁观者“一对一”的情形，远比“众对一”的情形更容易采取行动。当这种“旁观者效应”发生在国人身上，即旁观者中可能有人本想对陷入困境者施予援手，又想总会有他人出面吧！犹豫之间，眼看这么多人都在冷漠旁观，自己出手会不会成为众矢之的，结果受困者遭遇到的伤害已变为既成事实。当然，“旁观者效应”并非在替冷漠看客解围或打圆场，但在一个讲了五千年仁义道德的国度，竟依然逃不脱“旁观者效应”圈定的宿命，也确实需要我们对冷漠看客或“哄客杀手”们进行更全方位地病理检视和道德扫描了。而当今社会道德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的严重背反状态，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探讨有关道德改良的课题。

　　古今中外有不少仁人先哲都认为，道德教育乃塑造良好人格的途径之一。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德行与身体、财富并列看成人生幸福的条件，认为德性并非天赋，人们完全可以靠后天的教育和训练而得到它。法国思想家米歇尔·蒙田曾把精神健康定义为“有坚定的信念和真诚等良好品德，懂得廉耻，拥有战胜困难的毅力和勇气，热爱生活、美丽和荣誉。”蔡元培则表示，“若无德，则虽体健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培根也说，“一个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养好的社会公民的。”故而改良道德和拯救文明理应从塑造公民的健康人格着手，只有通过道德改良，才能有效遏制“旁观者效应”引发的道德滑坡。

　　“仓廪实而知礼节”，此乃国人有关物质文明会自行带动精神文明的最早阐释，然而“旁观者效应”在国人身上屡试不爽和“哄客杀手”频频拍马赶到，都将古人这种一相情愿的文明演进逻辑驳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认为，对待那些把轻生者哄下楼的“哄客杀手”，是到了该采取法律层面的矫正手段的时候了。

　　审稿：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