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热”的病根是文化独立性的丧失

　　作者：郭之纯

　　览阅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对电影导演贾樟柯的专访(载于1月10日《中国青年报》)，是一次很复杂的情感体验：既有些许欣慰，更感无边郁闷。

　　贾樟柯对“商业大片”的指责十分激烈：“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笔者十分赞同这样的分析。当前所谓的“商业大片”，的确已经离开了单纯的艺术、娱乐或商业范畴，成为不折不扣的公共事件———当然，成为人们所共同关注的公共事件也无妨，但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所谓的“大片”并未承载与其影响相称的正文化价值，甚至还相反：某些国产商业大片所宣扬的文化内容垃圾化十分严重，存在着相当的“负文化”、“反文化”成分。如贾樟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大片的泛滥将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正是因为在影视文化圈还有着如贾樟柯式的思考，令人还不至于对这一圈子太过绝望，这便是笔者欣慰的理由；但是，也正因为贾樟柯所指出的问题实在是太过准确而又看不到较为清晰可靠的解决途径，才令人更加郁闷无边。从《无极》、《夜宴》以及《黄金甲》等大片来看，如此一个结论或并非危言耸听：“大片”盛则文化必衰；“大片”火爆必将加速社会价值观的沦落。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形式要想繁荣，已经都难以脱离开工业化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营销。电影更是如此。因此，面对弊端重重的“商业大片”，当前的首要问题，或许并不是判定其商业化操作本身的是与非。真正值得思考的应当是：同样是与商业的结合，在韩国、日本、法国或好莱坞，为什么人家成功地取得了商业和文化的双赢，至少不用担心商业化的手法会将文化湮没和主流价值扭曲；而在我们这里，电影的商业化之路，却成了一个与文化生死攸关的重大命题？

　　笔者认为，如此困局，当是缘于文化独立性的丧失。多年来，在扭曲体制和行政权力的干预下，文化循着“工具化”(比如“样板戏”便是文化“工具化”的典型)—“附庸化”(比如那些“捧臭脚文学”)—“边缘化”—“垃圾化”的路径，已日渐失其活力，坚持独立的文化思考、坚守独立的价值观者，也由此而渐渐失去了其主流地位。当前，从影视到文学界的乱象，细究其因，概莫能外。

　　文化的独立性，决定着文化自身的影响力和免疫力。由于文化独立性的衰弱乃至完全丧失，才会形成这样一种怪现象：在西方，是商业攀附上了文化；而在我们这里，却是文化卖身给了商业。由于主动性和主动能力的不同，所以，虽然同样是与商业的结合，但在彼处是文化统领了商业，是商业为文化服务；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商业情结完全挤占了文化情结，利益追逐完全替代了责任感追求，文化成了商业的婢女，成了羸弱不堪的四不象的怪胎。于是，当今中国，文化投机客、文化买办大行其道，而真正坚守文化良心和价值者反倒常常遭到挫败。

　　这也是正是为什么张艺谋能够比其他导演取得更多的商业成功的秘诀所在：由于张艺谋率先抛弃了对文化责任感的幻想，在其他人还在忸怩作态的时候，他便已经十分彻底的投身到商业的怀抱，成为一名“文化变节者”。与所有“变节”者一样，当然是“转变立场”越早越及时，就越容易占到先机。

　　而这，也正是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会为暴行为权力辩护的理由。推而论之，为什么一个名满天下的导演，会搞出十分低级趣味的“集体爆乳”场面而且还为其强作辩解，原因也正在于此。进一步则可以说：文化独立性的丧失，是所有“大片病”的病根。本来很有才华的几个导演所拍出的商业大片之所以统统遭遇到舆论的滑铁卢，其深层原因大致是相同的。

　　审稿：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