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荒了，城里人慌了

　　快到春节了，成都市民王敏盘算着找一个保姆，因为年过七旬的父母今年要来过年，过几天就到，自己和丈夫平时工作忙，家务活也不能让年岁已大的父母亲干。接连几天，王敏在劳动力市场转悠，结果发现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保姆，保姆之少出乎意料。她很疑惑……

　　王敏不知道，她的疑惑在很多城市居民那里能引起强烈共鸣。

　　需求未能刺激供给

　　每逢年终岁末，全国各地都会呈现严重的保姆荒，这在发达城市尤其突出。以2006年春节为例，北京缺保姆10万人，上海缺5万人，广州缺4万人……一项统计显示，在上海市区300多万户家庭中，约有1/5(即60万户)需要家政服务。若按一个“阿姨”平均为三户家庭服务计算，则上海人家需要约20万“阿姨”。有关部门抽样调查显示，我国70%的城镇家庭有家政服务需求，这意味着目前大约7000万个城镇家庭中蕴藏了近5000万个就业机会，这对于一个面临严峻就业形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福音。

　　人力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家政行业快速发展的最大瓶颈。尽管近年来保姆工资大幅度上涨，但家政就业市场的这个奇怪现象一直没有根本改观。成都市安位家政培训学校毕业的服务员最低月纯收入600元，最高每月纯收入达到4000元，普遍达到800元至1200元，仍然难以招到人。

　　“保姆荒”凸显城乡群体的巨大差异

　　21岁的保姆张慧在自己房间里哭着收拾行李，要回乡下老家。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在雇主家里这么卖力，结果还被这个家里的人说这说那。雇主刘先生也是有苦难言：张慧来自农村，语言习惯、生活习惯等很难融入这个家庭。

　　农村保姆张慧和城市雇主刘先生之间的烦恼和冲突，折射出当前“保姆荒”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城乡两个群体在“零距离”生活中的巨大文化冲突。

　　这种冲突使得保姆与保姆雇佣者始终无法稳定融合。在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当代社会中，城市与农村人群在生活方式、观念上的差异是巨大的。保姆素质普遍较低，表面看上去是因为家政公司缺少岗前培训、绝大多数保姆文化程度低所致，但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差距问题。这种差距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技能培训来解决。从短期看，需要雇佣双方经过一定时间的沟通、磨合、调适方能弥补；而从长远看，消除这种差距需要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

　　与城里人比较重视经济收益的思考方式不同，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的保姆们，虽然平时也非常注重经济收益，但一到像春节这样特殊而重大的传统节日，源于血液中的那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情，便会自然而然地超越纯粹经济收益的考虑。一位来自四川农村的保姆，这样对记者说：过年团圆是当地多少年来的风俗，“平常日子，工资少一些，我们不计较；可是过年的时候，加多少钱，我们也要回去。”

　　生存尴尬：处在被体制遗忘的角落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保姆和雇主之间的雇佣行为，不受劳动法的保护，这导致保姆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也直接导致保姆队伍严重不稳定，这是“保姆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外，家政行业还缺乏职业化管理，即缺乏稳定的行业规范和体制保障。

　　据了解，我国现有家政企业90%以上属于中介性质，家政企业与家政服务员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实际的雇佣关系是在雇主与家政服务员之间发生的，保姆(家政服务员)和雇主之间的雇佣行为，不受劳动法的保护，这是家政服务行业深层次问题和现实纠纷的根源。春节等法定节假日期间，能不能对保姆落实“三倍工资”制度？保姆在擦玻璃窗时掉下来摔伤以后，能不能享受工伤待遇、获取保险？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保姆，基本上还处在被保险“遗忘的角落”。保姆的节假日工作很少能得到翻倍收入。在雇主家一旦发生意外，往往发生争端。除了诉诸法律，赔偿与抚慰大多看雇主的道德水准和同情心。不从制度获得保障，而是碰运气地从雇主素质寻求保障，这也使得保姆没有安定感，导致在很多人家干不长。

　　而我国香港地区的主要保姆群体———菲佣的情况却迥然不同。据了解，她们不仅有法定的最低薪金、每周一天的节假日，还受劳动保护条例的保障。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保姆荒”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缺乏职业化管理，由此市场才会出现或饱和或紧缺的现状。在实行雇佣制的家政公司，保姆春节离岗的问题就不突出。上海某家政公司在新年期间近200名阿姨无一人请假回乡，原因在于用人单位是雇佣制公司，所有人都是雇员，节日休假须按公司规定。同时，“职业化管理”还给保姆群体带来直接益处，节日期间的薪酬结算标准依据《劳动法》与其他行业保持一致。只有当保姆成为公司雇员，受到工作规章约束之后，家政服务才可能走出“保姆荒”的尴尬。

　　成都市安位家政公司总经理宋瑞认为，应提高社会对家政服务行业的认同度。对城里人来说，节假日的休闲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忘记保姆同样有休闲的权利，更不要忘记她们对情感的基本需求。

　　(《经济参考报》/刘大江茆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