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顾雏军把话说完

　　杨亮庆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顾雏军案在广东佛山中院休庭半个月后，1月7日，顾雏军的弟弟顾绍军向媒体披露了一些庭审细节。顾绍军说，在上次庭审的最后时刻，顾雏军除了指出他在几封举报信中提到的证监部门的两名官员外，又首次提及一名科龙总部所在地的地方官员。顾绍军称，当顾雏军说出这名官员的名字后，即被审判长敲槌制止，而顾不予理会，继续陈述。随后审判长连续敲槌并宣布休庭10分钟，顾雏军的轮椅被法警推出法庭。顾绍军告诉记者，20分钟后，庭审再次开始，顾雏军不再陈述，庭审继续进行。

　　如果媒体报道属实，笔者不禁感叹，曾经风云一时的“资本大鳄”，如今竟享受不到最基本的诉讼权利——在法庭上说话的权利。以下，笔者将援引3部法律，来为顾雏军辩护：他有在法庭上说话的权利。

　　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顾雏军向法庭提交的举报信，由于内容与案情有密切关联，因此可认定为证据法上的“书证”，被告人对该证据发表意见，属于他的法定权利，无人可予剥夺。上述法律条文对法官听取当事人意见的行为，用的是“应当”这样的字眼。

　　其次，我国《刑法》第68条中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从这条法律规定来看，顾雏军在法庭上的举报行为，不仅不该禁止，反而应给予鼓励。如果他的举报属实，还要认定为立功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顾雏军举报信中提到的证监部门官员和地方官员，可能涉及腐败，这一重要线索，无论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还是对于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而言，都极具价值。如果顺藤摸瓜，能因之查出隐藏更深的幕后人物，顾雏军案的意义，将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中国资本市场乱局的反思。

　　再次，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在此，根本大法赋予了公民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举报权，并且，没有限制场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顾雏军开庭当日举报涉嫌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在“合适的时间”与“合适的地点”，说出了“合适的话”。而且，对于有关国家机关对待举报行为的态度，宪法作出了“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强制性规定。作为“有关国家机关”的佛山中院，对于顾雏军的举报信，理应听取、记录、传达、上报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者根据被举报人的党员身份，通过法院的党组织，提交有管辖权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法官在法庭上阻止被告人说话的行为，不符合司法活动的文明社会属性。

　　所以，既然法律赋予了顾雏军在法庭上说话的权利，那么，请让他把话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