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是王昭耀救命的稻草

　　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在副省级岗位上工作了13年，官至安徽省“三把手”。在16年的时间内，他先后收受44人给予的贿赂共计294次，合计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涉案1514万元。法庭上，王昭耀全部认罪，并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

　　表面看来，王昭耀在庭审中，认罪态度是“非常的好”，是“诚恳”的。这一点，连最早报道庭审消息的新华社记者感到非常吃惊，认为王昭耀“认罪态度好，出人意料”；当起诉书指控：王昭耀受贿704万元时，王昭耀表示完全“没有异议”；当指控到810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时，王昭耀表示“确实记不清了”；当公诉人举证，第一个行贿人陆某11次向王昭耀行贿7.9万元，由一名科级干部升迁为县委书记，王昭耀和律师皆“没有异议”。王昭耀的如此表现，应该算得上一个坦白交代的典型。然而，这绝对不是王昭耀一贯的处世作风！

　　事实上，一向处事稳重、长袖善舞的政坛老手王昭耀，一手搭建了“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据报道，城府极深的王昭耀担心树大招风，更担忧家族成员玩弄权术而一损俱损。因此，他千叮万嘱，要求妻子管好儿子和两个弟弟，委托妻子“天天监控，月月报告，不出漏子”。由此来看，此时的王昭耀，在以权谋私时是非常注意隐蔽的，这就与庭审时“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不仅如此，早在2003年11月，中纪委就已经掌握了王昭耀受贿犯罪的事实，并进行了外围调查。当时，王昭耀也有预感，并开始将钱财转移，还将一部分钱退还行贿人。退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行贿人的请托没有给办成的，或者行贿数额大，而请托的事情较小；二是行贿人可能使用公款行贿，或者可能使用赃款行贿的。因为这两个方面的行贿人容易出问题。王昭耀和妻子冯继英商量后，列了一个退还名单，让妻子、女儿等人出面，对10多名行贿人进行了退还。但退还是不彻底的，举个例子，就是“行贿人送了5万元，退还了两万元”。

　　以上事实，可以说明，老谋深算的王昭耀，不但平时注意深藏腐败的狐狸尾巴，就连在风生水起的最后时刻，选择的还不是向组织彻底坦白交代，而是试图以藏匿罪证、转移视线、干扰调查等非法的手段力挽狂澜。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昭耀态度在接受审判的时候，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历史惊人的相似。3年前的12月10日，同是安徽省的副省级干部王怀忠，同是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行，同是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然而，与王昭耀的“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不同的是王怀忠拒不认罪，结果被判了死刑。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此时，王昭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的诺言，其目的真的是“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还是另有其他企图？

　　不可否认，无论王昭耀处于什么样的目的与企图去“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可以说，王昭耀这个“典型秀”还是秀晚了。如果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他，早日“愿意现身说法”做个廉洁的典型，也不至于因着力构建“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栽倒在自家女人的红袖乾坤里；如果他真的愿意“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在他腐败问题即将败露，中纪委已经并进行了外围调查时候，却又掉进了美人计的陷阱里。

　　其实，王昭耀只不过把“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当成了最后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