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民工的爱与哀愁

　　夏天没水喝不要紧，冬天衣服少点不要紧，挤火车、背砖头、卖力气……我们眼中的他们的苦累，在他们眼里实在不算什么。他们最怕的，是走不出大山，是来到外面的世界之后呆不下去，是该回家的时候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是做了一年拿不到该拿的工资……

　　列车远去，民工到家。从登上首个民工专列的那一刻，到送王兴祥回家，再到从那个山坳往回走，直到回杭州，5个日日夜夜的经历，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采访过的一个个民工，他们的笑脸和哀愁久久挥之不去。身为一个从业10多年的记者，我曾经经历过诸如深山擒枪匪等的惊险场面，可以说从没有这样一次采访，让我如此刻骨铭心。

　　这不仅因为送王兴祥回家的艰辛和舟车劳顿，而是随之扑面而来的思考，他们需要什么渴望什么，他们为什么苦恼又为什么喜悦，他们的下一代的未来，还会是从这个一眼望不到路的山坳坳里走出么……

　　他们的婚恋 就像漂流瓶

　　一个在贵州，一个在甘肃。和王兴祥夫妇相处的几天中，我们发现两人是真心相爱的，王兴祥也是个负责任的男人。他也知道，老家应该怎么样结婚生子。

　　“有个照顾，再说可以省点房租。”王兴祥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没办任何仪式，只是把行李搬到了那间出租房。

　　没人问他们结婚的事。因为老家还没有电话，写信又不方便，两人结婚的事，家里没人知道。

　　除了糊涂结婚和怀孕，孩子出生可能带来的危险也一无所知。

　　小佳佳2006年6月一个凌晨突然降临人世。那天凌晨，爱霞突然肚子痛，王兴祥起来一看，孩子大半个都生出来了。他赶忙出门问当地人，找了个曾帮人接过生的大妈来。最后，那个50来岁的大妈剪了一刀，就好了。问他付了多少钱，他说300元。

　　认识是偶然、接下来的同居就成了必然。婚姻爱情在他们这里，成了偶然性、自主性和流动性的结合体。这对年轻人的经历，我不知道有多少民工都经历过或者即将经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的人，不会少。

　　在他们的老家，和他们一样年纪的人，可能要有人做媒才可以见到姑娘家。也许，那儿也不一定重视结婚证，但没有父母和亲友在场，那婚是不算数的。

　　也许他们不知道，这样诞下的孩子是个“黑户头”。这样的一家人漂浮在外，同居、分手、怀孕、健康、哺育等等一系列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些社会问题，会有多少。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以前报道过的小桂花，那个不得不诞生在公厕内的小孩。

　　他们的生活 不允许生病

　　王兴祥一家怎么生活？我接触他不久便详细问了这个问题。孩子没人带，老婆只能在家。他一个人打工，月收入1300元。

　　我和他算了算一个月的开销。

　　房租100元、水费5元、电费30元、每天20元伙食共计600元、小孩奶粉零食200元。这一共不到1000元，但他说，孩子有时发烧感冒，一次要花100多。出生至今，没买过书和玩具。

　　如果孩子病多生一次，那又得多花钱……因此最近几个月来，积下的钱很少很少。

　　我们也聊起了以后的打算，王兴祥说，这两年来，他和爱霞都没生过病，所以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但也这么过去了。

　　听到这里，我沉默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是个多么现实的问题。

　　王兴祥虽然在厂里做，但是没有什么保险等待遇，1300元是三口之家的全部。如果有一天王兴祥突然病倒了，这个飘摇脆弱的小家庭就将遭遇巨大的困难。

　　随之，我又想到了，还是有一些民工兄弟因为工作没着落，只得风餐露宿；还是有一些民工兄弟苦干一年，工钱还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哪怕有工钱，也只看得起感冒头疼……

　　在民工医疗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前，我只能替王兴祥，和所有在外打工的民工兄弟们祈祷，祈祷他们身体板儿足够硬朗，妻子儿女也能够一直健康。不生病，这样，他们的积蓄就可以多积攒一点了吧。

　　刚回到杭州的那晚，这个无比错综复杂的问题让我失眠。

　　他们的子女 能扎根城市吗

　　事实证明，这趟去贵州，我们想当然的地方太多。2年多没回家，又走了几天的路，想象中王家人的相聚该有个感动的场景。可是，王兴祥双亲的反应却有些出乎意料。

　　“来啦。”“还有个娃？”就只有这两句话。

　　出村的时候碰到了村里一个年轻人，他穿了一件皮衣。我猜他一定出去打过工的，他说“是，一共打了5年。每年回来带几千元钱，然后让村里人上山运石头，敲碎后垒石墙。”他要出的，就是帮工的饭钱。钱用完了，再出去打工，回来再垒，如此反复，要好几年。他说，每年外出，和家里就断了联系，带回了钱，做什么家里人也不管了。

　　其实现在想想，老人家的反应也可以理解。儿子2年没回，一回来竟多带了2个人，一个儿媳妇，还有一个孙子。这突然多出来的2个人，多多少少让他们吃了惊。

　　孩子们照顾不了老人，父母有的只是无奈和矛盾。他们也知道，孩子们必须走出大山，尽管舍不得，但这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不管吃什么苦，王兴祥夫妇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让1岁多的孩子在杭州读书。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供养孩子，想什么办法上学，但他明显从自己的经历里感觉到，留在杭州的孩子，比留在大山里有更多的希望。

　　四周的大山让人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连路都没有，走出去真是很难。

　　这便是他们的苦。夏天没水喝不要紧，冬天衣服少点不要紧，回家的车上没地方坐，更算不得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挤火车、背砖头、卖力气……身体上的苦累在他们眼里，实在不算什么。

　　他们最害怕的，是走不出大山，是来到外面的世界之后呆不下去，是该回家的时候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是做了一年拿不到该拿的工资。

　　他们的这一点点要求，常常被我们忽略了。这么多年来，和民工打交道的次数并不少，但这次以后，民工给我的感觉，或者说我对民工的印象多多少少被颠覆了。

　　当然，被民工自己忽略的东西更多更多。就拿王兴祥来说，他忽略了结婚生孩子要领证的问题；忽略了如果他突然生病上不了班，没了这1300元后怎么生活的问题；他更顾不了的是，他这么在外面上班和生活，家里的父母会是怎样的态度和意见。

　　也许王兴祥根本没有忽略，他只是不愿去想。但我们呢，我想，关注的只能更多，至少可以真正深入他们的内心，更大程度地体验他们最实在的幸福与哀愁。

　　本报“民工列车随行记”引来网友热聊

　　我们看到了

　　真实的民工列车

　　本报讯 昨日本报“民工列车随行记”刊出后，在民工和一些企业老板中产生了震动，不少网友也在论坛跟帖，对民工的生存状态表示了关注。

　　昨天晚上，本报记者裘志伟做客本报网络版，与网友进行了交流。在网聊的同时，裘老师还不时接到打进的热线，一些不能上网的读者对王兴祥的一家表示关心。

　　网友“科南”：请问裘老师，有没有发现民工恨老板的心理？

　　裘志伟：虽然浙江的老板现在不大欠工钱了，但还是有个别老板克扣工钱的事。在这趟车上我们遇见一对夫妻，被扣了900多元，原因是他老婆身体不适要提前回家，他说扣就扣些，但不能所有钱都扣了。

　　网友“行摄天下”：请问您是如何会想到拍摄这一题材的？

　　裘志伟：1月5日开行首趟民工列车，我们就考虑跟随他们回家，主要想去感受一下他们回家的艰辛，并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上了车，与他们聊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车上这点累对他们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他们的想法很朴实，也很简单。只要能上车回得了家就行。途中我们决定跟一对民工到家里，看看他们到家的感觉和心里状态，以及老家的生存状态，于是有了这几个选题，但做得还很不深入。

　　同样从贵州来杭打工的伍先生说，通过报纸，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民工列车。那里的很多人多像我的老乡啊。进城务工的民工千千万万，这是个大问题，一时解决也难。但是，从为民工开专列、举办送民工回家晚会等活动来看，说明浙江人民对外地民工的好。为此，伍先生想代表贵州民工说，浙江人民是关心我们的，明年打工我们还要来。他最后还说，在这儿打工，开心。

　　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富阳一位姓蔡的老板还特意打来电话。他主要是打听一下王兴祥的事，他说自己不少朋友都开了厂，如果年后王兴祥回来，可以联系，包括王兴祥的老乡，都可以去他们厂里打工。 本报记者 柏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