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法治中国：引入陪审团制度　监督法官权力

　　■乔新生

　　在现代民主社会，没有不受监督的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必须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必须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司法机关的工作特点又决定了法官必须进行独立审判。

　　一方面，法官必须独立办案；另一方面，法官又必须接受监督，如何解决这种体制上的悖论呢？

　　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将普通公民引进法庭，通过建立陪审团制度，由陪审团对案件的事实部分作出判断，然后由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对整个案件作出判决。

　　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司法民主化的表现，也是有效克服司法腐败的重要制度保证。在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中，既有法官的法律判断，也有陪审团的价值判断，如果陪审团认定无罪，那么法官就不能再作有罪的判决。

　　这种审判程序上的平衡安排，确保案件的审理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法官与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代理人恶意串通，枉法裁判。这种司法过程中的内部监督，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也有别于公众体制外的非法律监督，是一种影响案件的整体判决效果，并且在程序上确保法官公正审理案件的制度设计。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学界长期主张实行司法的神秘化，拒绝普通民众参与案件的审理。一个流传甚广的比喻是，法官就像医生一样，怎么能够让那些没有经过医学培训的人上手术台呢？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引导下，精英主义教育、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概念，充斥着中国的法学刊物。法院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法律堡垒，成为不受外界监督的独立王国。

　　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是一种独立于法官制度之外的、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的司法制度。这项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将公民的常识判断、经验判断引入到司法实践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律事实背离客观事实的现象发生。

　　由于公民来自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在案件的审理中会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将这些人集中起来，组成陪审团，共同参与案件事实部分的讨论，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校正法律判断之不足，防止当事人的代理人利用证据制度中的漏洞，争取不合理的法律利益。陪审团制度的应用，并不能彻底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美国著名的棒球明星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陪审团制度至少可以对法官的权力产生抗衡作用。

　　主张在中国的诉讼体系中引入陪审团制度，不是对法官缺乏信任，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那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陪审团成员的常识性判断和经验判断，不但有助于发现客观事实，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的问题。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