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给坏人治病”不应成为问题

　　作者：邓子滨

　　日前，广东有70岁副厅级女干部被控受贿，当庭向法官下跪求情治病。(据《信息时报》报道)于是媒体哗然，观点纷纭。

　　如果有人好奇于这位广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原副主任何以有能力、有机会受贿169万，我支持他的好奇，她当年握有怎样的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如果有人疑惑她是否真的对大部分受贿款毫不知情，都是其儿子、丈夫所为，我支持他的疑惑，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担心，经验表明，确有家属暗中自行受贿的替罪羊，也确有逞性妄为在前、推诿塞责在后的被告人。如果有人驳斥她以“为党和国家做过贡献”为借口，我支持他的驳斥，因为我也认为公务人员既然是人民公仆，这种贡献原是分内之事，好意思拿来表功说嘴？

　　如果有人嘲笑她蓄意作秀，博取同情，我也附和这种嘲笑，并且要揭穿她，因为她自己在最后陈述时说，刑拘期间曾先后4次病发入院，这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始终关注着她的病情，何须“跪下求情”？我自己甚至“不怀好意”地想到，也许肿瘤不治，瘫痪在床，或许免了未来的牢狱之苦。

　　但是，如果有人反对给这个“有罪于国家，自决于人民”的坏人治病，我将表示强烈的愤慨，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想：现在她还是个未决犯，根据法律的规定，在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她有罪之前，她还不是罪犯；即使她已被定罪量刑，已经成为戴罪服刑的已决犯，如果她生了病，我们难道能不给她治吗？显然不能。所以，在我们声罪致讨的过程中，决不能使性子，否则，在我们这个社会，“应不应该给坏人治病”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成为一个问题本身并不可怕，我们只是要分清楚，“是否需要讨论”和“不容进入民主决策”是两回事。越是开放民主的社会，有些问题，主要是私人领域的问题，就越是不容进入民主决策，比如，“第一夫人红杏出墙，总统该不该跟她离婚”，就属于这样一个问题。

　　但同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战地医生要不要拯救敌方伤员”，“可不可以因女孩弱智不能自理就切除她的子宫”，“能不能从身体上消灭有恶疾者，以免传染别人”，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在人权入宪的国家，越发应当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一旦我们的基本共识是：上述诸问题都应给予坚决的回答，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应不应该给坏人治病”这个问题是“不需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