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加班PK过劳死

　　女工甘红英超时加班猝死后，其工友看到悲剧也潜藏在自己身上

　　“自愿”加班PK过劳死

　　2006民工之死⑤

　　2006年5月30日23时59分，端午节的前一分钟。在经历四天连续高强度工作54小时25分钟之后，来穗务工的四川籍女教师甘红英猝死在海珠区鹭江的一间出租屋内，年仅35岁。

　　时间已过去大半年，甘红英事件早已尘埃落定。但关于农民工的城市困境和过劳死的话题仍在热烈议论中，极端事件背后的东西也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甘红英”从来不只是一个人，我们纪念甘红英，是因为我们不想再看到下一个甘红英的出现。

　　家庭裂变

　　介绍甘红英进厂的冯玉竹现在在老家踩三轮车维生，“妹妹死了，伤心了，不想再出来了。”

　　2007年1月11日下午，四川省广安市临水县。

　　面朝着有点稀薄的阳光，林科君背靠在路边的藤椅上，全身绵软，半躺着。这个去年还身强力壮的38岁男人，正被3度重型肺结核所折磨。每天下午挪到外边晒晒太阳，帮忙看一下弟弟的铺子，差不多是他生活的全部，“就只能做这些了”。

　　去年年初，妻子甘红英南下打工，林科君在家打理饲料店，照顾孩子。进货卖货、搬货送货，所有都是林科君一个人张罗。现在，妻子死了，自己病了，铺子关了，“家已经不像个样子了”。

　　甘红英死后，林科君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到老家，硬撑着操办了丧事。然后，他把妻子用性命换来的16万元赔款全部存进了银行，“给两个孩子将来上学用。”从广州回去以后，林科君开始生病，现在每次咳嗽“都像要把肺咳出来一样”。介绍甘红英去打工的姐姐冯玉竹一家现在在老家踩三轮车维生，“妹妹死了，伤心了，不想再出来了。”她说。

　　林科君说，失去了妈妈，原本开朗的女儿变得沉默寡言，还经常走神。刚上幼儿园的儿子，睡醒时还常常叫嚷着要妈妈抱。有一次，被病痛折磨得心烦意乱的林科君给了儿子一巴掌，3岁的儿子哭得稀里哗啦，嘶喊着“爸爸没有妈妈好”。空荡荡的屋里，林科君对着妻子墙上的遗照号啕大哭。

　　对于失去妻子的2006年，林科君不愿意过多回想：“把病养好，把孩子从爸妈那接回来，我再找个工作，一家三口安安静静过下去。”

　　女工猝死

　　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后，甘红英说“好累”，她向老板请假休息，几小时后被发现死在出租屋里

　　林科君一家命运的转变，要从2006年5月的一个晚上说起。

　　2006年5月30日晚，端午节前夜。广州市海珠区鹭江村里一片热闹，这个盘踞了过百家服装厂、皮具厂的城中村显得格外热闹。6月间已到了服装加工业的淡季，绝大多数工厂已经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迎来了难得的闲暇。

　　鹭江西街上的新浪潮之星服装厂，却继续着往日灯火通明的忙碌景象。老板冯亚东是个能干的生意人，手里的订单不断，就是在淡季，员工加班也是常事，为此他吸引了很多已婚的能吃苦又着急赚钱的妇女进厂打工。这晚，100多名工人正埋头加班，里侧的黑板上写着当天要完成的三批产品的批号，六个碗口大的粉笔字：“今晚必须交货”。

　　晚9时20分，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后，挡车工甘红英觉得胸闷头晕，向老板请假。正对甘红英3号车位的湖北工友王卯奇回忆，甘红英的脸色难看极了，说“坚持不住了，要休息。”介绍甘红英进厂的姐姐冯玉竹事后说，加班时间长了感觉不舒服很常见，自己当时并不在意。冯玉竹还安慰一直站讲台、很少干体力活的妹妹：“明天端午节，你可以休息下。”甘红英气若游丝弱弱地说：“我好累，给我钥匙，(我)去你那里休息一下。”不曾想，一语竟成永别。

　　晚9时30分，在家的林科君接到了妻子的长途电话。甘红英说自己在回去的路上，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林科君记得，妻子电话里的第一句话是：“我刚下班，活都没有干完。”接着说自己很累，“身上发冷”。通话快结束时，甘红英在电话里突然嘱咐丈夫，要好好照顾一双年幼的儿女，让林科君觉得莫名其妙。

　　鹭江西街20号一间两平方米大小的出租屋——冯玉竹一家三口的暂住地。晚11时，冯玉竹孩子回到家中，“门开着，灯也亮着”，甘红英斜靠在墙边的床上，已经不能动弹。孩子喊了几声，上去试探呼吸时，“只有一点气了”。

　　当晚23时25分，冯玉竹被从工厂叫回。跑回出租屋的路上，冯玉竹脑袋发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拨打120以后，冯玉竹和妹夫通了话：“红英不行了，不行了！”林科君开始以为是姐姐开玩笑，两小时前妻子还和自己通过话。

　　不久，噩耗确证。23时59分，甘红英死亡，在端午节的前一分钟。新海医院的病历上写着，死亡原因：猝死。

　　甘红英猝死后，广州市劳动部门查实，甘红英去世前四天的累计劳动时间为54小时25分钟，以一天8小时工作时间计，超时工作22小时25分钟。

　　民工过劳死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但12年来他们的工资只涨了68元

　　据广东省总工会2005年所作的调查，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为了挣钱，为了多挣钱，他们只能加班。

　　甘红英倒下了。但在鹭江，在广州遍布的城中村里，在制衣厂、皮具厂、家私厂、制鞋厂——一切以密集劳动为特点的加工企业里，新的工人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涌来。用工人们的话说，“身体我们也在乎，但总要赚钱吃饭，一般上班赚得少，只有靠加班。”

　　鹭江西街20号——甘红英倒下的出租屋，新的房客换了几茬，很少人知道甘红英的事情，一个房客说，“这里死个把打工的不稀奇，没人留心。”邻居小葛是唯一的当事人，他说，甘红英的死上了报纸后，在鹭江的工人里产生了不小震动，还有工厂工人就此向老板提出不加班的要求，但“时间不长、效果不大”。一名高中毕业的四川籍工人认为，打工的和老板谈判“实在是个笑话，老板说你们不干就走，大把人想加班呢，大家也只有向现实妥协”。

　　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调查表明，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劳动处处长陈杰平就此表示：“当加班成为一种‘企业文化’的时候，其负作用正在迅速显现。”

　　甘红英们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为了多挣钱维持生存，工人们只能被迫“自愿”加班

　　在小葛眼里，甘红英和自己并无不同。“在我们这打工的，就分成结婚的，没结婚的，”小葛说，“(甘红英)他们要养家能吃苦，最希望找些活多能加班的地方，我们就贪玩些。”记者走访中，鹭江几乎所有的制衣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时加班现象，甚至有一些企业把劳动定额定得很高，即使是手脚非常利落的工人，也难以在8小时之内完成劳动定额。完不成劳动定额，就拿不到基本工资，为了多挣点钱维持生存，工人们只能被迫“自愿”接受加班。甘红英出事后，海珠区劳动部门查实，她生前所在工厂存在严重超时加班，签发整改指令书勒令该厂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2.05万元罚款。而甘红英的家属则一次性获得16万元赔偿。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厂老板称，加班确实是家常便饭，劳动部门不可能分分钟监管，工人们又愿意多赚钱，所以其实也是“你情我愿的过程”。

　　现在，在网络上，“女工甘红英”已经成为过劳死的代名词。甘红英，毕业于师范学校。做过老师，开过幼儿园的她俨然新一代农民工的代表，“有知识、有文化、怀揣梦想”，但进城打工，仍然难免“被压榨、被伤害”，不过最终以最为极端的方式结束一切。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士在评论“甘红英事件”时称：“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许多行业，中国员工的劳动时间几乎已经赶超日韩。”工人小葛说起甘红英，则有点心情复杂：“也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那样，我们只能自己当心，累了就歇歇，命要紧。”

　　2007年1月8日晚10时30分，记者重新走进鹭江，寻找甘红英留下的痕迹。人流依旧，灯火依旧，新浪潮之星的车间里忙碌依旧，场面和去年的5月30日无异。唯一的变化是，甘红英死后，老板把新浪潮之星的厂名改了，以便躲避风头，更好地招揽工人。

　　甘红英的最后四天

　　●2006年5月27日

　　早9点到次日凌晨1点20分，工作时间14小时20分钟；

　　●2006年5月28日

　　早9点到次日凌晨1点45分，工作时间14小时45分钟；

　　●2006年5月29日

　　早9点到次日凌晨2点，工作时间15小时；

　　●2006年5月30日

　　早9时到晚9时20分(除2小时用餐时间)，工作时间12小时20分钟。

　　四天劳动时间总计为54小时25分钟，以一天8小时工作时间计，超时工作22小时25分钟。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周炯

　　图：

　　甘红英的姐姐说起以前和妹妹的合影，悲伤不已。本报记者刘可摄

　　去年6月2日，本报对甘红英之死进行了详尽报道。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