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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鉴定非得等屠刀落下之后吗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3日01:11 正义网－检察日报
邱兴华案又起波澜。其妻何冉凤不服陕西省高院的判决，已经决定委托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何冉凤希望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并为已经被执行死刑的邱兴华作缺席司法精神病鉴定（1月12日《新京报》）。 邱兴华进入公众视野后，精神病学专家呼吁在前，法学专家响应在后，一时间，“为邱兴华作司法精神病鉴定”进而“为所有死刑犯作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呼声不绝于耳。何冉凤此次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为已经伏法的邱兴华作“缺席司法精神病鉴定”，尽管自铸伟词，颇具新意，但从本质上来讲，仍是这种呼声的余音和延续。 “缺席司法精神病鉴定”该是怎样一种做法，最高人民法院会不会同意何冉凤的请求，我们可以暂不去管它。但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邱兴华案之后，几乎每起杀人案件，都被有意无意地与“精神病”挂上了钩。比如广东湛江“局长杀害副局长案”的主人公宣雄，就被怀疑患有精神病（1月6日《信息时报》）；佛山南海罗村“12·28”特大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黄文义，也被专家认为患有精神错乱或者精神分裂症（同上）；日前在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的“先杀网友再索赎金案”的犯罪嫌疑人魏惠杰，同样被其辩护律师指为“精神不正常”（1月12日《新京报》）……这些杀人疑凶究竟是不是精神病患者，作为外行，我们无从判断。但一提到“杀人”，就联想到“精神病”，恐怕与专家们“为所有死刑犯作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主张不无关系。 我们并不认为“为所有死刑犯作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主张有什么“出格”，但它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很明显，该规定指向的，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而不单单是“死刑犯”，那么，凭什么只把“为死刑犯作司法精神病鉴定”上升为刑事司法的“必经程序”？这对其他犯罪嫌疑人公平吗？其次，司法精神病鉴定毕竟只是为犯罪嫌疑人“事后”脱罪的程序，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庭而言，危害结果已经发生，他们根本无法通过这个程序获益。因此，“为所有死刑犯作司法精神病鉴定”，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意义甚为有限。 究竟有多少人曾经遭受精神病人的侵害，我们很难统计。但假如真像专家和公众所怀疑的那样，邱兴华乃至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杀人疑凶，都是因为患有精神病才举起杀人的屠刀，那精神病给公共安全带来的威胁，就实在太可怕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套“事前”的精神病鉴定程序，把立足于“事后”脱罪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变为未雨绸缪式的预防程序呢？比如，由国家财政拨出专款，定期进行全民精神卫生检查，加强对确诊精神病人及疑似精神病人的国家监管和强制治疗，等等。 言易行难，这样做的难度可想而知，不仅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将是天文数字，各项配套制度及设施的建设也远非一日之功。而且，如何使这种“事前”的精神病鉴定程序真正起到预防犯罪又不侵犯人权的效果，还需要深入论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建立了这样的制度，那些倒在精神病人屠刀之下的无辜罹难者，就可以不死；那些饱受精神病人之害的家庭，就可以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公众对于邱兴华是不是精神病的质疑，也就根本不会产生了。 李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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