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的上海人

　　■文/董德兴

　　光阴荏苒，当年沈善增的长篇小说《正常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我为之写过评论《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一转眼，十五年过去了，《正常人》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增订重版。本来，一部优秀之作，应读者的需求，一版再版，也是正常的事，但在如今泡沫翻腾、浮躁喧嚣，甚至“作家不坏，读者不爱”的语境中，写“正常人”情感的《正常人》能在寂寞十五年后重版，就好像不太“正常”了。十五年，语境的变化眼花缭乱，有多少当年的轰动之作，今天都不能卒读，而使《正常人》能经得起大浪淘沙的时间考验的艺术魅力何在呢？

　　一部优秀之作，一部传世之作，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次我重读《正常人》，特别读出了一点新的感受，《正常人》写出了上海人的有尊严的人生态度。

　　《正常人》下部中有一段“我”感到受到侮辱，和社会青年蒯虎的冲突一触即发的描写。在“拳头底下出真理”的时代，“我”这样的文弱书生这样的敏感反应，正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心理。这是自发的维护人格尊严的心理。《正常人》中对这一类心理的描写很多，可以说，“正常人”的定义之一，就是要活得有尊严。“我”对送礼的厌恶，就出于为了求人而送礼，对人格有损，所以“我”信奉“事不求人品自高”。坏分子管俊尽管可能有种种缺点、劣迹，但他处处维护自身尊严，摆出一副“士可杀而不可侮”的姿态，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上海人的有尊严的生活态度，不是取一种硬性的对抗态度，而是相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能掐会算的老马熬到“官非”期满爆发，洪流与夺爱的白腊克在帐子里喝酒交谈，都是十足上海人的情感反应方式。这种以柔克刚的维护尊严的方法，不是对上海人的内心世界、文化性格有入骨的了解，是不能发现，更不能作审美观照的。

　　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乱世中，怎么有尊严地活着，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个严峻的问题。但即使有权有势者，即使在歌舞升平的太平年代，在充满诱惑、富有机会的环境中，活得有尊严，同样是个严峻的问题。压迫和利诱，同样对人格尊严构成莫大的威胁。“我”的阿爷将之上升到哲理高度：“天下的事情乖人一半，笨人一半……笨人切忌学乖。笨人学乖学不像就变半吊子。半吊子最可恶”，这是“正常人”的哲学，也是上海人的哲学。

　　上海的文明，是现代中国的城市文明的代表。但过去谈到海派文化，谈到上海人的文化性格，看到负面因素的多，看到上海人性格中的“小市民”心理多，而从审美方面发现上海人性格的积极方面的少，这样的认识，至少对在中国发扬城市文明是不利的，因为我们学来的城市文明只能是一些皮相的光怪陆离、物欲横流。我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注意到，上海其实出了一批受到《正常人》明显影响的长篇小说，如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欲是不灭的》，郑芸的《恐惧的情感》，沈嘉禄的《暗香浮动》，俞画屏的《青春误区》，宓明道的《心灵的天堂》，这些小说，除了形式上受《正常人》的兴奋点转移法叙述的影响外，都着力刻画了追求有尊严地活着的上海人的形象。这个“《正常人》现象”或“《正常人》流派”，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值得重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