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抗北”的褊狭与无知

　　“忽悠”、“扎堆”、“趴窝”、“叫板”、“猫腻”等北方方言在广州报纸上出现，这一现象引起了部分广州人的不满———“广州地盘，广州话话事！妹仔怎么大过主人婆？”（意为：“广州地盘，广州话做主！丫鬟怎么比老板娘的地位高？”），为此，有人在网上发帖表示要抵制北方方言，进行方言“抗北”。（《新快报》1月12日）

　　在社会日趋开放，地域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且融和、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竟然出现如此充满地域偏见和文化无知的方言“抗北”现象，不能不说让人莫名惊诧，感叹不已。

　　众所周知，任何语言形成、发展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过程，而总是在不断的文化接触、交流中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的，这其中就包括对其他语言形式的引进和借鉴，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又尤以词汇的交流融和最为活跃和突出。以汉语为例，早在汉唐时代，我们就吸收引进了许多来自西域的词汇，如今天已是常用词的“葡萄”、“狮子”、“菩萨”等。而到了现代，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更几乎可以说就是大量外来词被引进融和的过程，如从英语引进的“沙发”、“巧克力”、“扑克”、“雷达”等，而从日语引进的更是不计其数：“劳动”、“具体”、“现象”、“警察”、“储蓄”等。

　　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尚且如此，更何况同一民族的不同方言之间呢？反过来说，如广州方言“抗北”是合理的，那么，是否更要“抗外（语）”呢———将外国语言一律从本地报纸中排斥出去？

　　而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从民族共同语的内在的发展需要和现实来看，所谓方言“抗北”的说法，更是十分狭隘偏颇的，必将不利于汉语方言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基于这种交流的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丰富。我们知道，虽然，一般地说，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词汇基础的，但事实上，包括粤语在内的许多南方方言，同样也是其不可分割的重要词汇来源。目前我们的普通话中就包含有大量来自南方方言的词汇，如来自吴方言（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名堂”、“尴尬”、“噱头”、“垃圾”、“蹩脚”等等，来自粤方言（广州话为代表）的：“埋单”、“打的”、“大排档”、“打工仔”、“炒鱿鱼”、“生猛海鲜”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源自南方方言的词汇极大地丰富了普通话的表现力和生命力，早已是全国通用语，同样也已大量出现在北方报纸上。这种大背景下，如果我们妄顾方言之间不断融合交流的事实，动辄轻言抵制，岂非显得十分荒唐可笑？———设若北方方言应当被南方抵制，上述这些南方方言词汇，是否也应被北方所排斥呢？果真如此，各地域方言之间纷纷以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乃至相互排斥为能事，语言乃至文化本身的发展和丰富还何以为继，而源于此的那种社会现代化所必需的充满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精神的文化气度和文化生态和谐又如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