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通过高考找出路:富裕乡镇放弃教育的孤本(2)

　　教育和出国，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

　　如今还在玉壶中学高三上课的孩子，大部分是邻村的，或者是父母没有在国外，没有那么直接的出国理由的孩子。胡圆只有哥哥在国外，因此出国不是首要考虑。

　　玉壶镇里长久的话题，还是在欧洲日进斗金的致富传奇。侨领们是镇上当仁不让的榜样，影响着玉壶镇年轻人的道路选择，甚至还可以“震撼县领导”。2005年玉壶镇外汇达到7个亿，占文成县的一半。它是文成县下辖乡镇里惟一有农业银行的镇，排名在浙江省农业银行的前十名。

　　留在玉壶的人，也常用欧元来度量生活。玉壶中学的老师周裕胜被学生们追问工资是多少。周裕胜说1500元左右。小孩子们惊叹一声：只有150欧元啊。我们到国外，一人给你寄一欧元，就是五六百欧元呢。

　　而胡圆对自己学校的评价是，虽然想学的孩子不多，但“如果你要学习，环境很安静，同学不会去打扰你。”胡圆想考音乐学院，有时候课间也会吊吊嗓子。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大叫，不要唱了，我受不了了。旁边就有孩子说，你让她唱吧，她要考大学。于是男同学转怒为喜，笑嘻嘻地说，那考上要请吃饭哦。

　　这种两种出路的互不干扰也反映在他们的分座上。高三2班的学生们自动将座位分为三组，第一组挨窗户坐的看小说的是6个男生，第三组最靠里，是爱讲小话的。中间最好的位置则留给了要听课的孩子。

　　教育和出国，在当地分别占领着两个位，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人们站在远处用尊敬的目光看着教育，胡全金的两个孙女在外地读书，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当地人见他会伸出拇指说：你们家祖坟埋得好啊。

　　但县城占主导地位的榜样依然是侨领。玉壶中学的周峰老师正在筹划将玉壶小学墙上的画像都换成侨领，以激励小学生们向他们学习。

　　为什么教育如此容易放弃

　　下午3点多，沿着玉壶镇的河边走——实际这已经不算河了。玉壶镇连遇了40多天无雨，整个镇惟一一条河——芝水已经干涸。在玉壶邻近的乡镇，农民们为此焦灼。但是玉壶镇的人仍是怡然自乐的样子。在这个人均土地拥有面积不到0.3亩的地方，从来无法依靠农业过活。

　　早在20年前，出国路径还没打通的时候，玉壶镇和中国其他农村没有两样：耕地为生，收入微薄，读书是离开这里获得好生活的惟一路径。周峰还记得，当时他两个哥哥，每天除了完成农活，就是看书。

　　周峰的父亲是自学成材，先是在农村当了会计，最后成了玉壶镇的镇委书记。周峰的妈妈则在周峰上瑞安师范的时候，跟着去那里进修了几个月。这样的家庭在当地算是知识阶层。这使得周峰在当年的选择上，成了班上的一个异类。“当时我和玩得比较好的两个朋友约定，他们都出国了，我们就不出去，我们在国内也要干一番事业。”

　　当时国家还实行就业分配，那时通过读书，确实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一些分配。周峰当年约定不出国的同学，现在都在公务员系统，有稳定的收入。

　　可在一个地处偏僻的小镇，通过读书进入行政体系，并分享到国家资源的数量毕竟有限。玉壶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周育朋曾经担任过乡长。他眼见着从1992年至今，这里共有24个乡级干部抛弃在内地颇受青睐的乡官乌纱帽，去了欧洲，其中有的还是乡长。“留下来，最多工资不超过2000元，加上奖金不到3000元。靠工资就能盖起房子，靠正当收入能盖新房子的，说不出5个。”周育朋说。

　　当年同班的班长回国来，看见周峰骑了六七年的摩托车，说：“我在国外奔驰都好几辆啦。”他现在在荷兰法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做酒店老板，资产上千万。

　　周峰说：“每个玉壶人心里都有本账。”按中国行政资源从上到下的分配体制，通过读书进入大城市，更多地分享国家资源，这是一条太遥远的路径，你看不到终点，像一条黑洞洞的甬道；而围绕你的现实是学费、生活费、垂老的父母，还有几乎没有升学希望的教育质量。相比之下，在玉壶镇，出国前辈们给后代一个一眼可见的光明未来。

　　但玉壶镇的经验并不具有普及性，实际上，就在与玉壶相邻几十公里的乡镇，那里的人并没有近水楼台搭上这条出国的致富之道。这些以务农为主的乡镇，读书还是跳出龙门惟一的办法。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陈晓）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