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不打折

　　■文/程小莹

　　许多年以前，我还在虹口法院工作，每天要光顾四川北路，机关的午休制度让我习惯荡四川北路，出了武进路，往南，过了海宁路，就是“七百”。那时候的四川北路上的店家，不像如今的那般张扬，那般招摇，它们就像排了队的小孩，一个个看过去，发现一些是顽皮的，一些是内向的，一些是吵闹的……“七百”是愉快的，闹猛之中做一些生意，不紧不慢，也不嘈杂，与四川北路保持着一种平行，是匀净的。在我的眼里，“七百”就是专做上班人午休生意的，不全是生意，还带着游玩，有点钱，但不很多，是一些闲钱，零花钱，买一些不很紧要的东西，用不着专门跑一趟“一百”或“十百”。有许多时候，店里的营业员比顾客多，女人反而望野眼；几个女人吃自己带来的午饭，坐在柜台后面的门边，那神秘的门，虚掩着，里面不知道是货栈，还是账房，还有多少好货色，或处理商品。

　　那时候的打折，便是“处理商品”，或“出口转内销”。说好是“处理”的，比往常便宜，但有瑕疵；本来是“出口”的，也是因有了问题才“转内销”。便不好多挑剔，心理上已经有了必要的准备。我买过毛巾厂失火被消防笼头浇过水后受潮的毛巾；运输中碰掉了搪瓷的面盆；自行车厂处理的自行车零部件，与我旧自行车同一型号的链罩和克罗米龙头，自己动手换上后，半部自行车就是新的。

　　那几家旧书店，是上海读书人眼里的宝地。各种打折的书五花八门，便宜是好处之一，觅得好书更是一种享受。这样打折的书，背面常常盖上几个蓝印。证明是从书店里销售而出，因为其中常常有各类图书馆的藏书。蓝印越多，说明此书历经“处理”。我到现在书橱里还有这样的旧书傲然挺立。一本《红莓恋人曲》是两部苏联电影剧本，绝佳之作，背后的蓝印先后是“苏州新华书店门市另售”———将“零售”印作“另售”是那个年代的标记，“上海书店南”，“￥0.40（南）”。我在这样的书店里买得最多的是鲁迅作品的各种小册子，“文革”时期大量印刷出版的积压库存，簇新的，书中的注释是“极左”风格。我要读的是鲁迅，注释之类大可忽略，仅作参考。

　　那是快乐。所有人对打折这样的事儿，本着“我要读的是鲁迅，注释之类大可忽略，仅作参考”这样的态度。基本就可以是快乐的。

　　许多年以后，这样打折的故事越来越多，已经一点不稀奇了。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是有诸多快乐的。

　　城市商家的打折，是这个城市商品经济的韵味。一种本土的，日常的，市井的生活，便这样进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