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教育迷狂:“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投入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崇拜或是教育迷狂，不是能用经济学规律解释的。它反映出人们想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扭曲的信念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杨骏在龙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杨雪梅下了指标：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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