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统计数据”蒙蔽公共政策理性

　　贺方在《中国青年报》刊文说，据报道，广州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在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近日，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在对市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中指出，政府有关部门正在个别行业研究抬高进入广州的人员的门槛，以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

　　当高达“80%”甚至“90%”之类的数据，成为“外来人口是城市最不安全的因素”这一命题的“铁证”时，决策者很容易在这些数据的支撑下理所当然地顺应“民意”，以设置城市门槛的方式来增加城市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不少大城市总是在统计外来人口犯罪比例上大做文章的原因。但这种依据“客观数据”作出的排外性公共决策，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不符合公共理性，因为这一决策过程忽略了数据产生的“制度路径”。

　　不可否认，外来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这与犯罪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反倒是城市在户籍、就业以及子女就学等基本生存问题上设置的种种限制，使得他们很多时候由于生存的威胁而无奈走上犯罪之路。从这种制度路径看，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的并非他们的身份，而是源于公共政策的歧视，城市未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保障。换句话说，不是某个群体具有天生或者先验的高犯罪倾向，而是说某一群体在权利上的不足成了他们的“犯罪诱因”。所以，增强城市安全的长久之计，不是将外来人口拒之门外，而是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以平等的权利供给消弭城市阶层间的裂痕，以基本的生存保障预防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