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宽容比歧视好，和解比对抗好

　　广州发达了。虽然年度人均GDP究竟是10000美金，还是7600美金尚有疑义，但其在国内城市中名列前茅，而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相去不远，则是没有悬念的。一般来说，发达总是件好事，蛋糕做大才有的分，蛋糕太小，不免捉襟见肘，怎么分怎么尴尬。所以，广州人均GDP创新高，本来应该额手称庆。但为什么消息发布后，舆论少见欢呼，反而不乏质疑之声呢？

　　下面一则近闻或可作为注脚。因气温骤降，本月6日，3名流浪汉被发现死在广州街头，被疑因冻致死。

　　（据《南方都市报》）人均产值飙升，却没能避免这样的悲剧，经济增长是不是能自然带来社会发展？一定能让大多数人受益？如此背景下的诸多追问，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认可这样的追问，但我并不赞同把板子都打到广州当地政府的屁股上，不同意以此否定广州经济的增长。事实上，这样的街头悲剧不单是一个广州问题，更是一个中国问题，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问题。

　　区域发展不平衡对广州的困扰，并非仅此一端。

　　逐水草而居是人的天性，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广州成了一块淘金热土，而对中西部人民颇多诱惑。这一方面给广州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广州也不得不付出诸如治安混乱、贫困人群剧增的代价。从前的暂住证制度，后来的限制所谓“低素质人群”进城，乃至最近的“禁摩禁电”，都是现代执政意识和现代执政能力有待加强的城市政府的本能反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困局其实不过是贫富冲突、城乡冲突等在广州街头的一个缩影。

　　问题的症结既如此，那么很显然，只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解决，只要中西部巨大的贫困人群不能各得其所，广州经济无论如何增长，也无论广州如何煞费苦心地设计封堵贫困外来人口的制度，广州现在的困局都不可能有实质变化。

　　禁摩不可能消灭犯罪，而只是迫使犯罪转换形式：“限素”也不可能真正把穷人赶出广州。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不可阻挡，不可抗拒。企图通过人为的尝试，把广州变成一个避风港，独享太平，独享发展的红利，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会激怒那些制度高墙的受害者，激化早已经微缩到广州街头的那些贫富冲突、城乡冲突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冲突。而且，它还会激发旁观者越来越强烈的道德义愤，将越来越多无利益关联的人卷入那些冲突中，使冲突放大、复杂，从而使广州现有的整个应对体系逐步失效。

　　在人均GDP创新高的同时，还会发生流浪汉冻死街头的惨剧，虽然不能完全诿罪于广州，但的确值得广州反思。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同样，广州也不可能不是中国的广州。广州因此只能跟整个民族同甘苦、共患难，而不能不承受中国之痛，只占便利而拒绝支付成本。这种思路非但不可能解决老问题，反而徒然增加新问题。

　　这样来看，广州的政策调整就只能有如下两端：从宏观角度讲，就是跟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尽可能改变区域发展的过度不平衡状况，使国家的整个制度，都建立在保障人的基本生存的基础之上，使中西部地区的人民也能充分享受发展的成果，过得好一些，从而减缓外来人口对广州的冲击。从微观角度讲，就是修正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封堵贫困外来人口的歧视措施，提升城市的宽容度，使已经进入广州的外来人群纵然穷但仍有机会，仍有希望。

　　宽容比歧视好，和解比对抗好。宽容有代价，但总比歧视的代价小；和解有牺牲，但总比对抗的牺牲小。

　　跟整个中国一道前进，跟所有同胞一道前进，而无论摔多少个跟头。这是广州也是中国所有繁华都市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