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学者有力量

　　■文化咀嚼

　　王石川

　　2005年初，江西拟定的“十一五”规划和省内一些报告文件中，均提出将建设环鄱阳湖城市群、赣西城市群、赣中城市群的规划。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提法欠妥，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麻智辉说“此次党代会上果真只提了一个城市群。这让我感到，有时学者还是蛮有力量的。”（《中国经济周刊》1月15日）

　　被誉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认为，知识分子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此言不虚。例如，2004年底，四川省社科院离休研究员鲁家果致信给温家宝总理，对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提出不同意见，此后，四川60多位学者介入。如今，西线进度明显放慢。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在言多必失、明哲保身的犬儒哲学支配下，太多的学者习惯于做沉寂的缄默者、随声附和的顺从者，不想质疑、不敢质疑也不愿意质疑。学者孙立平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学者也就纷纷走上了前台。

　　“学者有力量”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公益型。近年来，一大批颇具公共知识分子之风的专家学者不断涌现出来，比如，对铁道部不依不饶的法学硕士郝劲松、建议公开养路费年征收额的法学教授周泽。这样的公共学者令人感佩，他们与公众福祉、公共利益紧密相连。尽管他们的力量是孱弱的（铁道部就表示春运不涨价与郝劲松无关），但由于根植民意，他们的力量不可低估。

　　第二种是自利型。这些学者维护的是当地利益或团体利益，比如，河南七知名学者筹建“新学术俱乐部”，希望这个俱乐部成为河南经济学术界的“发声器”。这无可厚非，利益博弈时代，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有自身的学者代表。

　　第三种是自私型。这类学者让人警惕。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饱受诟病。究其原因，许多不成熟、不合时宜甚至伤害民生的决策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些经济学者的影子。比如，在令人深恶痛绝的特殊利益集团里，不少学者就赫然存焉。令人悲哀的是，这些学者由于靠近或者本身就置身于权力中枢，往往具备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掌控力。显然，这样的学者越有力量越是国人的不幸。

　　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日趋走向透明，学者可以影响决策，但影响的程序和机制必须透明。

　　乔姆斯基说：“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社会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这是理想中的学者，希望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