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热下的冷思考

　　■老方

　　近来热衷“上书”，影响大的有三件。年前，北京市民姜海程在火车上吃了一份天价白菜，感觉吃了亏，便上书铁道部部长，最后铁路部门不仅道了歉还退了钱；1月6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郝劲松发出一封呼吁铁道部春运期间停止票价上浮的致铁道部部长的特快专递，10日，铁路春运票价不上浮的消息便出来了；14日，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致信交通部长，要求公开养路费应征、实征及开支情况。（《法制日报》1月15日）

　　上书，古已有之，公车上书即是，目的是上达天听，引起高层重视，以解决问题。从平民到硕士到教授，这么多人因公众利益上书，足见社会上有正义感的人不少；上书后能引起重视并最终解决问题，也说明在政府高官中有着善良情怀、悲悯之心者大有人在，这应该是社会之幸、民众之福。

　　可与古代的上书背景一对比，问题就出来了。古时人治盛行，是非对错常需朝廷高官甚至最高统治者来断明或定夺；现今则不同，交通便利、信息畅通、法律法规明晰、提倡法治，即便有争议，也只需诉讼于法院，听判于法官，再热衷于上书高官“明断”，则属于明显的“不知今夕何夕”的错乱了。

　　错乱的显然不是上书者。他们的行为是投诉无门之后逼出来的最后一搏，其中不仅蕴涵着无奈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民间思维，更包含着浓烈的为民作主的清官期盼；错乱的也不该是上书对象。能倾听群众呼声，从善如流、闻过即改的决策者，是一个明智的决策者，这样的决策者本就与浑浑噩噩、尸位素餐的错乱者界限分明。

　　错乱的是民意与法理、权力与法律的社会排序。当上书“上达天听”以引起高官重视成为解决积弊的最终途径时，民众这样的清官情结和问题得以最终解决的清官功能，必然使社会在人治的窠臼中深陷，难以步上法治的神圣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