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工爱跳舞惹杀身之祸

　　本报讯（记者 廖桂金）大前年父亲因骨癌辞世，前年妹妹患白血病也死亡，去年弟弟被一脚踹死，3年接连失去3个至亲。更让阿香绝望的是，弟弟可能是“白白送死”——被告人至今没有一点赔钱的意思。

　　 老母亲哭瞎了眼

　　父亲和妹妹的死亡，是人无法战胜的天灾，阿香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事实。但是，弟弟的意外死亡，却让阿香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面对记者时，她更多的是悲愤。

　　阿香的弟弟大郑在厦门一家铁件厂打工，人缘技术都不错，平日的嗜好就是跳舞。阿香说，弟弟离开南平老家已经6年，从来没有回去过一次。独自在外的大郑，用跳舞排遣寂寞和痛苦。跳舞让大郑忘记了现实，阿香说，弟弟已经不再留恋他的老婆，对家也已经了无兴趣，妻子忍无可忍，与大郑离婚了。

　　然而，跳舞给大郑惹来了杀身之祸。去年3月16日晚上，大郑邀徒弟罗国明夫妻去跳舞，罗要加班，其妻独自跟着大郑走了，两人跳完舞还吃了宵夜，凌晨时分才打的一起来找罗国明。罗很不高兴，一块吃宵夜的朋友抱不平，拳打脚踢大郑，其中汤佛生抬脚猛地朝大郑胸部踹了一脚，导致大郑仰面倒下，头部撞地，重度颅脑损伤而死（本报曾经报道）。

　　阿香说，妹妹得病去世，7旬老母亲一直哭，视力严重下降。大郑死后，母亲的两眼完全失明。阿香想把孤苦无依的老母亲接到厦门，但她死活不肯，老母亲觉得自己是个不吉利的人，丧夫又死一儿一女，她再不想把这种霉运带给女儿。

　　 18万赔偿可能落空

　　去年11月，市中级法院要求3被告人赔偿大郑的母亲和两个女儿18万余元，其中主犯汤佛生得出11万余元，李向国和刘国江各付3万余元。如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已经生效。但是，郑家至今没拿到一分钱的赔偿。

　　汤佛生，现年26岁，小学文化，曾经因故意伤害罪被处6个月徒刑；李向国，现年25岁，初中文化；这两人来厦后都没有固定工作。惟有21岁的刘国江有工作，他与大郑同在一家铁件厂上班，但是工资微薄。

　　被告人养活自己尚且困难，要他们自己拿出巨额赔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阿香寄希望于被告人的亲人，指望他们良心发现，替被告人赎罪。

　　阿香说，父亲和妹妹去世，已经把父母的家，还有她和另一个妹妹的积蓄几乎掏空，她们再也支撑不起弟弟那个破败的家。如今，弟弟的两个女儿面临交不起学费、失学的危险。

　　昨天，市中级法院的执行法官告诉记者，法院正在替大郑的家属争取执行救助金，以解决家属的燃眉之急；同时，法院已经向相关法院发出协助执行的公函，但能不能执行到被告人的财产，目前确实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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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犯：钱没有，命有一条!

　　赔偿成全国性难题

　　要让杀人犯掏钱，堪比登天难，因为他们“钱没有，命倒有一条”。

　　2006年，我市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43件。法院执行局的相关负责人不讳言，“要让被告人赔偿，相当困难。”据悉，市中级法院无法执行的案件，也多是刑附民的案件。

　　据警方统计，我市去年刑案近8成是外来人员所为。这些外来青年多是无业或者没有固定工作的游民，本身根本没有任何财产。而家属则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自己做下的错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责任。”

　　由于被告人多是外地人，被害人的家属想要摸清他们的财产状况，非常困难。法院要执行，一般也得求助外地法院的配合，“隔靴搔痒”，效果可想而知。

　　刑附民案不易执行，但也并非死路一条。最近我市审理的好几起刑案，在判决前，被害人家属就已经获得赔偿。因为家属为了减轻被告人的刑罚，所以积极去帮助筹集赔款，以争取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

　　法律界人士认为，刑附民案要想获得赔偿，判决前是一个黄金时期。一旦被告人被法院判刑，他们及其家属就未必再愿意积极筹钱赔偿，“刑也判了，牢我也坐了，不赔钱又怎样，法院还能再判我一次？”如果被告人被处死刑，家属更会认为，“一命抵一命，为什么还要赔钱。”

　　法律界人士也提醒被害人及家属，悲剧已经发生，无法再挽回，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自有司法机关会公正处理。这时，作为被害人及家属，应该冷静、理智，积极接受司法机关的调解，争取获得赔偿。

　　记者 廖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