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四军老战士为孙乞讨引发的思考

　　据新快报近日报道，一名86岁的新四军老战士为筹措孙子和孙女的学费，从四川坐火车到广州找擦皮鞋为生的儿子未果，竟然在广州街头乞讨。这则新闻在网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网民纷纷对老战士的处境表示同情和愤慨，词语之盛怒偏激，令人为之感叹。笔者除了有同样的感慨之外，力图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功臣后代生存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新闻中提到当地政府每个月给老人家108元的补贴，有个别网友怀疑当地政府提供的帮助也许不止这108元。不管这108元是否涵盖全部，至少在新闻中，老人家并没有提到政府提供的帮助是否不够他个人的花销。这则新闻的实际问题，是老人家后代生活困难的问题，是“孙儿要考大学，孙女要上高中”，而老人家的儿子收入可能也不高所引发的矛盾。从新闻的最后一句“依然不知如何解决孙子女学费问题的二老(和他的妻子)，登上了返乡的列车”来看，老人家也许想不通，自己为了革命流血拼命，怎么连孙子孙女的学费都不能帮他解决？

　　在笔者看来，这则新闻反映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有功之臣的后代。

　　从理想主义和道德领域来讲，我们崇尚人人生而平等，父辈的贡献和荣耀属于父辈，下一代应该用自己的努力，彼此平等地开创自己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功臣的后代不应该有特殊的照顾；但是从人之常情讲，无论是舔犊情深也好，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好，几千年封妻荫子的观念也好，功臣和功臣的后代之间，我们在现实中很难做出清楚的切割，很难划清照顾的界限；从现实和利益博弈的角度来讲，功臣大多也是握权之臣，如果国家不能为其子女做出一些保障，他们为子女计，所作所为恐怕多有令人失望之举，老战士手里没权尚可上街乞讨，手握重权者又将如何？

　　笔者在家乡的同学朋友之中，颇有引浆卖水之徒，其父辈在计划经济时代或多或少有些经济权力，这些子弟在感慨生活困难之外，也常埋怨父辈“在位”其间，没为他们做“长远”打算。笔者不是同情这样的论调，但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现状和想法，对一些目前在位的官员，可能也是一种“警醒”。如前所述，老战士为孙辈可以乞讨，那现任的官员为儿女将来，又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史记》记载，春秋时楚国名相孙叔敖立有汗马功劳。不想死后家境萧条，儿子砍柴为生，生活难以维持。当时一个演杂戏的名叫优孟，穿上孙叔敖的衣服去见楚庄王。楚王以为孙叔敖再生要请他回来，优孟说即使是真的孙叔敖，身后子孙也如此萧条贫苦，楚国的官有啥好当的，并唱起歌来，其中有一层意思大概是：“做了贪官污吏才不怕穷，公而忘私就糟糕，你先看——楚国令尹孙叔敖，苦了一生，身后萧条；子孙尤其苦，没着没落没依靠，千万不要做清官！”

　　事实上，对那些贪官污吏来说，即使国家没为其子孙做出一定的保障，他的后代也同样从他的权力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和普通民众根本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生而平等在这些人面前完全是有名无实的。真正“吃亏”的是那些“老实人”，如果这样的现状继续下去，恐怕再老实的人中，也会有些人意识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危机，甚至感到心寒，最后也用各种手段为后代“计将来”。

　　笔者以为，政策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基本道德等诸因素博弈的结果，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我们追求人人生而平等，但必须面对父母不平等带来的一些现实。从积极上讲，如果后代能从政府获得一定的保障，事实上加大官员腐败的成本，也解决了一心为公者的后顾之忧。从负面影响看，就是功臣后代从父辈权力中得到的潜在的利益，有一部分被公开化，从而使国家政策的声誉在道德上受到一定的质疑。那么，在腐败对我们的国家和政权构成巨大威胁的今天，我们应该做出更为现实主义的选择，还是要为虚名而处实祸？

　　当然，政策的制定，不是一种简单的次优选择，是必须面对方方面面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整合，但是它必定是一项最直接面向现实问题的任务。笔者以为，怎样对待功臣与社会治理者的后代，怎么在事实上为他们的将来划出一条怎样的保障线，在当代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