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更“自主”的环境是创新关键

　　一个创新的中国似乎正在形成，从各个有名的大学周边的科技园区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种配套措施，创新的渴望异常明显。政府最近的5年规划也强调进口顶尖的专业知识，并且支持自有品牌的发展。据本地媒体1月15日报道，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珠海市也在新年伊始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来鼓励自主创新，由市委书记邓维龙等牵头，力主推动创新进程。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研发支出正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而美国这一增速只有4％。尽管有基数大小的关系，但美国前参议员霍林斯(ErnestHollings)与商业信息公司总裁查尔斯·麦克米林(CharlesMcMillio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的科技研发支出不断飙升，目前已超过日本。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的研发支出将在4年后超过欧盟(EU)，在7年后超过美国。如果中国的研发支出继续加速，抑或美国的研发支出放缓，那么，中国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成为全球科技领导者。

　　欣欣向荣的局面背后，无法掩饰的是中国在产权保护方面的漏洞。根据美国商会(USChambersofCommerce)估计，在美国企业由于知识产权被盗用而遭受的巨额损失中，涉及中国的比例占60％至65％。而满大街的假冒名牌以及盗版光碟折射出来的印象是，中国在保护产权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中国的宪法也是历经波折在近年才明确了对私人产权的尊重。

　　当然在私有产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由政府来推动创新能否成功还存在疑问。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ConsultingGroup)的顾问汤厚德(ThomasHout)在《华尔街日报》上讨论过这种政府主导的“中国式创新”的可能途径。他认为中国想要的创新并不能简单地用钱购买，中国需要购买的创新也不是政府能够创造的。

　　目前在中国的高新技术实际上并不是中国公司在主导，而是外资公司。中国授予本国公司的专利中仅有12％属于自主创新，而授予外资公司的专利中自主创新占到了80％。政府承担了全国研发工作的四分之一(相当于美国政府承担比例的三倍)，并且为国有企业的研发工作提供资金。但这些创新的风险并不由创新者去承担，而是政府在兜底，在这种情况下，更有效的创新并没有被成功激励出来。

　　反观在中国信息技术方面持有专利的大公司前十名，只有一家华为是中国本土公司，其他都是欧美与日本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研发部门是全球同步的，而且资金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私人部门的风险投资。汤厚德由此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减少用公家的钱去补助创新，因为其效率太低。并且政府实际上无法主导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专业分工与竞争市场，都不是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建起来的。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强调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而对于企业家精神而言，最重要的是允许企业家的“自主行为”。

　　无论是保护私产还是限制政府干预，都意味着创造一个更加“自主”的环境才是创新活动的关键所在。中国要鼓励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依靠法律框架来保护产权(专业分工)和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因而必须用法治手段将行政扩张的手限制起来，从而给予市场竞争更为自由的空间。市场将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这种体制确保了无数人可以在各自的方向上进行创新，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带来创新活动四处开花的胜景。

　　李华芳(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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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