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以“限”代“禁”，其他城市或可仿效

　　最近，小区附近偶尔爆出谨小慎微的鞭炮声，虽然有点“失魂”，却令人感受到年关将至的喜庆。笔者担心的倒是：不是要实行“禁炮令”吗？万一哪家小孩放鞭炮时刚好被公安派出所同志逮个正着，岂不大煞风景？于是幻想：假如我们的城市能辟出一块地方，规定某一时段，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放烟花炮竹，尽情感受年的味道，那该多好呵！

　　刚好读到一则新闻：福州市日前出台了《烟花爆竹燃放管理规定》，从2月1日起，限定时间允许在市区限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福州市区被禁止了14年的鞭炮燃放首次“改限”。（1月10日新华网）——也就是说，一旦其他城市也拿来主义地把“禁炮令”改为“限放令”，谁能否定笔者的幻想不能变成现实呢？

　　从“禁炮令”实施当日起，市民对烟花爆竹是放是禁这个话题就争论不休，放的理由是传统，禁的理由则更多，无论政府如何取舍，最终还是“得罪”民意。或者，再多的纸上谈兵也无济于事，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禁炮令”实施多年了，效果如何呢？“禁炮令”几近名存实亡！平常日子一些红事白事的人家悄悄放几串鞭炮，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而逢年过节，尤其在一些城中村或小城镇，鞭炮声便肆无忌惮地此起彼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违法行为？是政府对“禁炮令”宣传不力吗？似乎不是，每年春节期间，有线电视频道总会看到一些领导煞有其事地宣传“禁炮令”；是执法不严吗？也不是，“禁炮令”实施初期也曾惩罚过几个典型。究其原因，是民意的不可逆转，令执法者鞭长莫及。而更讽刺的是，由于民意的同化，一些领导和执法者竟然也悄悄地点燃了鞭炮。现实已“无情”地告诉我们，“禁炮令”在一些地方根本不应该、不必要、不可能实施，否则，执法者只会陷进“法难责众”最终束手无策的泥沼里去。

　　该不该实施“禁炮令”是一个问题，而其名存实亡的状态已严重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和不可违抗性。久而久之，市民心中就会形成一个观念：对于国家的法规政策，完全可以熟视无睹甚至抗衡。就如后续而来的“禁摩令”，为什么禁而不止？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禁炮令”这个范本的导引作用。

　　想起教育界提倡的二种教育方法：一是针对学生的一些坏习惯，教育上宜疏不宜堵，二是面对个性各异的学生，最有效的方法是因材施教。福州市政府把“禁炮令”改为“限放令”，则很有“以疏代堵”、“因材施教”的意味了：即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日子（如除夕和年初一），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日子则严禁。这样一改，既兼顾了传统，也确保了过年的安全，马上就让人仿如听到了烟花炮竹的噼呖声了，很有过年的期待。

　　当然，“限放令”要实施得好，不至于一解禁就不可收拾，还必须做好如下工作：首先要严格审查烟花爆竹的采购和销售环节，限制销售点的数量；其次是在开禁的日子和地区，必须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让市民在不安全的时刻具有安全的意识；最后是在禁炮的日子和地方，必须加强监控，如有违者则决不姑息。

　　福州市政府“斗胆”把“禁炮令”改为“限放令”，显然是一次顺应民意之举，其“朝令夕改”的做法很值得一些“紫禁城”（只禁城）如广州市等城市借鉴：一是在强大的民意面前，政府制订有关政策时还是宜疏不宜堵，强权政策虽然暂时凑效，但其隐藏的民怨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二是政府对于一些民生政策应该边实践边修改，无需因为“面子”问题而一意孤行，即使“朝令夕改”，只要是顺应民意的，可能会更得民心；三是在其他一些“禁令”问题上，执政者应该重新定义民生民意这个概念了，试图牺牲一部分人的民意去成就另一部分的民意，并不是真正的民意，效果也未必理想，如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禁摩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