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呼唤洞见清泉的演出商

　　我们的演出市场，以和世界同步的速度在逐年增长。如今我们更需要能洞见清泉出处，而有胆识将之引入的演出商。

　　名人纪念大潮与官方项目的新意

　　2006年，演出加入了文化名人生平纪念的大潮中：挪威的易卜生逝世100年，奥地利的莫扎特诞辰250年，俄罗斯的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00年。于是古人被从土中连根拔起，碎成无数个泡泡，飘忽于各大舞台的聚光灯下一阵子，又隐入被遗忘的历史尘土。但办演出、搭棚子的人们已经上瘾，看着这些从前多只记载于《牛津历史事件辞典》里头的目录，即使不把其看成是等待用作价值交换的货币，也越看越像大活人的节日，而张罗得此起彼伏。于是，当身在奥地利的游客把镌有莫扎特像的巧克力豆嚼碎在牙齿之间时，不知道那一声清脆之响有否引他们体会到了作曲家的伟大。

　　去年，还有由双方政府的意向促成的“意大利文化年”、“俄罗斯文化年”以及“非洲论坛”所带来的演出大场景。从前的官方项目，像跨了两年的“中法文化年”，一年一度的亚洲艺术节等，为求“稳妥”，多选择陈旧的节目撑场面。去年记者观察了一年，发现顶着各种“官方”光环进京的演出项目，多换了新颜：双方都不仅要“有代表性”的，还要一个“新”。

　　这个“新”字，除了强调形式新颖、内容有创意的项目，还包含两国艺术家互动交流的新观念。

　　演出商市场为先

　　“官方”过后，让我们来关心一下“平民”的市场。从国内演出商的角度看，节假日都是演出“旺季”。五一、十一的长假，以及年底，最为显著。此外还有几个演出季：五一前的“相约北京”演出季、十一后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国际舞蹈戏剧节。有淡旺季之分，本就是团体购票居多的中国演出市场之“特色”。演出季在光鲜上演，可几乎一天一场的密集演出，与前两年相比质量却是每况愈下。为何？因为投资方希望收支尽量平衡，前几年曾尝试以艺术质量为主导考虑引介项目，都基本亏了个精光。

　　于是即便理查德·克莱德曼中秋才演过了，隔不到两个月平安夜又来也无所谓，只要票卖得好。虽然在中国歪戴着个“钢琴王子”名号的理查德，在本国乐坛连个座都没有，更莫论被西方评论界讥笑着“学琴的稚童都能弹得水平相当”。芭蕾舞剧《天鹅湖》几乎每月都有不同的团来“重温经典”，哪怕“湖”外的舞世界莺红柳绿。

　　做演出的他们一脸难色，又理所当然：老百姓只认《天鹅湖》，别的剧都卖不出！

　　演出商要“市场为先”，看上去很公道。实质上一点也不。演出商的存在，跟艺人经纪一样，源于艺术创作商品化的需要，他们的职业关键词是“宣传推广”。为“推广”机关算尽的经纪人，让艺术创作者窒息，急于逃出市场链条鞭及处。长此以往，会不会将演出市场扼杀于襁褓中？

　　“怀旧”成舞台主角

　　今天的演出市场至少是个“怪婴”了。2006年，我们继续遭受着缺乏主张的演出之害。商人们以只认“耳熟能详”、“大腕”或“大场面”的公众口味为引介标准，全然不顾艺术创造早已有了“时差”。“怀旧”的“激情岁月”无休止成为舞台主角，人们都不察觉：心灵已先于动脉硬化、老化。这才让不良商人在年关近时有机可乘，引入打着“皇家”、“宫廷”旗号的临时拼凑的乐团，左一个“新年音乐会”，右一场“圆舞曲之夜”，票照按几百、一千地卖。尽管经过这几年媒体曝光，有些宣传没再那么张狂。可就像平整裤子上有块补丁，总是挥不去地扎眼。

　　有胆识的演出商需要坚持

　　当然，也不能完全怪罪于“醉众”。关键是需要能洞见清泉出处，而有胆识将之引入的演出商。从内容上可看出立场还鲜明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以及凤毛麟角的几家具独立见地的演出商：比如有人坚持每年引进英国现代舞界创意之作；也有坚持推出世界各地新一代优秀演奏家的音乐堂。相比剩余的那一大片恶性循环却热闹熙攘的田地，目前场面是冷清了点。但远视的目光会告诉我们，与“十年树人”的道理相同：孩子从小有多宽阔青绿的熏陶，成长中、成人后就有多宽阔青绿的视野。去莠取良，逐渐逐渐，成熟的观众群体之形成便大功告成。一个可镜鉴的是今年已办到了第35届的香港艺术节。2006年的节目中，艺术类型多元化，来客并非“耳熟能详”，但都是经得起放到全球范围内推敲、处于艺术巅峰状态的艺术家和团体：像现代歌剧名导威利·德克尔、英国启蒙时代乐团、有“欧洲剧坛新曙光”之誉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迈尔等。阿兰·本尼特的戏剧《高校男生》2月到港登台，半年后便折桂“托尼”最佳戏剧大奖。

　　香港艺术节坚持下来，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观众。像旧金山交响乐团这样的团体，票房竟能达到94%，不包括赠票。北京这边何时能达到这种程度呢？

　　当然，演出商自有其困境，这是事关宏观调控演出市场的问题。但是，现在也正是我们的演出经纪需下苦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