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问题扩大化非媒体之罪

　　1月1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主管政法的一位领导在日前召开的广州市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关注。笔者理解领导的意思可能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市民和外界对广州治安状况主观感受的恶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责备媒体。感受恶化固然不好，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推动广州治安状况的改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媒体的报道无疑会对警方构成压力，进而转化为动力，这有利于改善社会治安状况。具体来说，媒体的介入，首先有利于个案的解决。虽然我们并不怀疑警方的职业精神，相信他们即便是没有舆论的压力也能够尽力破案，但舆论的压力无疑会使警方更加尽力。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就是去年发生的钟南山院士笔记本电脑被抢案，由于钟院士的名人身份，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结果一件原本无头无脑的案件，在短短几天内就被侦破了。如果被抢的是一个普通人，又没有被媒体报道，也许很难如此神速破案。再说，媒体的介入，还有利于推动制度建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和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这一转变中媒体功不可没。

　　认为媒体对治安问题的报道“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其实未必。群众无疑是需要安全感的，这种安全感是建立在充分知情基础上的真实安全感，还是建立在茫然无知基础上的虚假的安全感，这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媒体报道也许增加了市民的心理压力，但也同时促使他们提高警惕，更关注自身的安全，凡事更加小心，从而使犯罪分子更难以得手，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广州治安状况的改善。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媒体都是推动社会治安改善的建设性力量。如何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动员公众的参与，推动相关制度的改善，而不是把媒体作为一个“碍手碍脚”的因素拒之门外——这才是处理社会治安和媒体关系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