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维权：追讨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身份，只能用A和B来称呼他们。他们曾是两个鲜活的生命，两场车祸却让他们变为一抔骨灰，在高淳县殡仪馆里永远沉默。

　　但倘若他们在地下有灵，一定欣慰——有那么多人，在帮自己追讨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2006年4月。高淳县民政局为他们提起民事诉讼，打起“国内流浪汉维权第一案”。一审败诉后，民政局上诉至南京市中院；2007年1月13日。从法律学者、律师到法官、检察官，四五十位专家汇聚南京大学，为他们碰撞道义与公平。研讨会论文集竟厚达171页。

　　民政局是否有资格为流浪汉维权？官司能否胜诉？如何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人们在期待最终的答案，但是对生命尊严的追问，意义已远远超越官司本身。

　　两个“无名生命”的身后官司

　　2004年12月4日晚6点10分左右。天色微黑。一辆小型客车行驶在南京高淳县双固公路上。“压着人了！”等酒后驾车的李某猛然惊觉，惨剧已酿成。躺在公路上的A被当场碾压致死。高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认定：李某与A负同等责任。A仅有的身份信息：男性，30—40岁。

　　2005年4月2日晚7点30分左右。高淳县居民王某驾驶三轮运输车，将B撞跌至机动车道内。一辆小客车迎面驶来，B被当场轧死。经县交巡警大队认定，两肇事司机均负有同等事故责任。B没有责任。B仅有的身份信息：男性，50—60岁。

　　事故发生后，交警刊登认尸启事，但无人认领。两起事故中，由于驾驶员均构不成交通肇事罪，如没人为两位流浪者维权，将出现“死了白死，撞了白撞”的局面。去年4月，县民政局以社会救助机构及流浪汉监护人的身份，将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告上法院，分别索赔18万余元和16万余元。去年12月18日，高淳县法院作出一审裁定，认定高淳县民政局与死亡的无名流浪汉之间没有近亲属关系，民政局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不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裁定驳回其诉求。

　　去年12月26日，高淳县民政局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由民政局出面代流浪者维权，是县民政、交警、检察等部门多次磋商后决定的，大家觉得民政局是最合适的主体。检察机关也发了两封检察建议书给我们，支持我们起诉。”1月13日，高淳县民政局局长张朝霞说。高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六福透露：打官司也是逼出来的，肇事方要求尽快处理事故，甚至要告公安部门行政不作为。

　　“法院有责任弥补法律漏洞”

　　民政局要求肇事者及保险公司赔付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争论由此产生：民政局有没有资格代流浪汉维权和索赔？

　　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下，民政局确实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侵害生命权需负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它不是对生命本身进行的“命价赔偿”。民事诉讼赔偿，是赔给与死者相关的利益主体——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仅限于受害人的抚养人和近亲属。流浪汉维权，最大问题是其近亲属不明。如果有近亲属，就应由亲属来诉讼，轮不到民政局；如果没有近亲属，肇事者就无需赔偿；如近亲属不知道消息，那就从知道那天起计算诉讼时效。据相关法规，民政局对流浪者的救助范围是临时性的救助，不包括为其维权打官司。

　　但也有专家指出，流浪汉对自身权益保护处于“真空”状态，迫切需要有机构或单位为其提供日常救助和法律援助。对本案应放宽诉讼主体资格。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友根认为，高淳县法院将起诉予以驳回，是基于现有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做出的。但我们也要考虑法律制度是否有漏洞。现有法律基于一个认识基础：凡死者均有近亲属，也只有近亲属才能请求赔偿。流浪汉是体制外的边缘群体。法院有责任通过判决，弥补法律漏洞。南大法学院教授张淳说，此案有两点意义：促进立法机关修改完善法律；呼唤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的司法创造。

　　打官司不是估价生命，而是追偿生命权

　　“听了研讨会，我对案子的胜诉更没信心了！”高淳县民政局局长张朝霞有些困惑：参加研讨会，本想听专家分析官司怎么打，但显然没找到答案。“诉讼时我们也知道自己主体资格不太适合，但谁是最合适的主体？就在去年11月，高淳又发生一起流浪者被撞死的事故。如果判我们败诉，哪个部门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南京市民政局局长张良礼认为，高淳县民政局能不能为流浪汉打官司，很难从法律上明确判断。但是，生命平等而可贵，这是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现。当一个流浪汉生命受到侵害又没有亲属为其维权时，社会、政府有责任站出来。他说，“不管达官贵人还是身份不明的流浪汉，生命健康权都应受法律和道德的同等保护。要求赔偿本身不是估价生命，而是实现权利。死者生命已去，活着的人有责任用法律为其追偿生命权。”

　　给活着的流浪者更多温暖

　　1月12日上午10点，23岁的沈力（化名）走进南京救助管理站大门。天空飘着细雨，有些阴冷。沈力没打伞。他缩颈弓腰，向门卫确认地点后，快步走向救助楼。

　　“我已经在外面流浪20多天，一直没洗过澡！”在救助楼的休息室里，记者找到了他。他正在吃着救助站工作人员给他泡的方便面。老家是湖北黄梅县的他，身上的薄羽绒服看上去油黑发亮，脚上的鞋子破了几个大洞。

　　“你穿多大号的鞋子？快换上棉鞋。吃完饭，洗个澡，再把衣服也换了。”救助管理站救管科科长王红兵问道：“年轻的帅小伙子，怎么搞成这样了？”

　　“我到苏州打工，刚下火车，行李被人偷了。就靠身上50块钱，我撑着过这么多天，再不到救助站来，不饿死也被冻死了！”沈力每天晚上随便找个角落睡觉，冻得睡不着，只好半夜起来跑步，暖和暖和身子再睡。后来听说可以到救助站，就自己找来了。

　　目前，救助站里有120多名求助人员，大部分都是成年男性。很多都是像沈力这样找不到工作的流浪者。走进儿童区，像到了幼儿园，走廊贴满卡通画以及名言警句。七八个流浪儿挤在“美妙旋律”小屋里唱卡拉OK。旁边是“自立起点”，孩子们可在这里学缝纫和修自行车……

　　“一般求助人员，我们给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对老、幼、病、残、孕这五类求助人员，我们会把他们送回家。”王红兵说，最近天气变冷，前来求助的人增多。

　　采访结束，记者与王红兵道别时，一位穿着整洁的年轻女孩又走进救助站。“我来南京找姐姐，包和手机都被偷了！”说着，这位浙江诸暨的女孩眼泪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