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平的这些话，才有今天的中国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时为珠海题写“珠海经济特区好！”

　　1992年，邓小平在珠海特区观看市政建设。

　　1992年1月，邓小平和家人在深圳“锦绣中华”前合影。

　　1992年，邓小平参观顺德一家企业。

　　1992年春节，邓小平结束巡视深圳、珠海后来到上海。他给上海的建设者们提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新要求，上海浦东新区加入了中国经济新区开发的先头部队。如今，这里已然成为15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浓缩。图／ＩＣ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期间视察深圳。资料图片

　　刘海涛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社会制度比较教研室主任，教授。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2004年12月1日，曾与陈雪薇教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专题讲解。

　　[专家访谈]

　　中共指导思想从学习到创造

　　1992年1月17日，华灯初上，一列列车缓缓滑出北京火车站的站台。

　　乍一看，除了绿色的车厢上少了出站序列号和日期，车厢外面也没有始发、终到站的站牌之外，这列车同那个时候中国的普通客车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它却不入中国铁路编组，除铁道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少数几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驶向哪里。

　　在车上的，是一位88岁的老人，他离开北京，向南，走了走看了看，谈了一些自己的思考。迅速的，在全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都由于他的这些话语而掀起巨大的风暴，这些话语对接下来的中国社会经济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次行程，被称为邓小平南巡，这些话语被称为南方谈话。

　　而今，这次南巡已过去了15年，这位老人离开我们也有10年。值此纪念小平南巡之日，本报特访中央党校刘海涛教授，回思小平当年南巡之举，抚掌共叹伟人之策略之胆魄之远瞩。

　　【南巡背景】

　　关键时刻小平挺身而出

　　潇湘晨报：15年前，年已88岁的小平毅然南巡，可谓壮心不已！因为邓小平南巡，1992年在中共党史上将占据何种地位呢？

　　刘海涛：在研究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2年恰好属于“90年代初”。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了社会制度的演变或国家的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冷战”结束以后，综合国力竞争日趋加剧，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在国内，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4年，尽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道路上也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

　　邓小平当时就提出了两个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三部曲”，正确不正确，二是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当然，邓小平同志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还要用事实说话。“南方谈话”恰恰用事实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顺便提及一下，邓小平同志之所以选择“南方”发表谈话，正是因为“南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地区。

　　【讲话主题】

　　继续前进

　　潇湘晨报：“南方谈话”应该使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丰富和提升，“南方谈话”是围绕什么主题展开的呢？

　　刘海涛：“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继续”的前提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基本结论，既凝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南方谈话”中的新的提法和论断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

　　潇湘晨报：那么，对如何保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考虑的？

　　刘海涛：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制度”和“人”这两个因素。这两条给我的印象很深。

　　潇湘晨报：您能进一步具体展开谈一谈吗？

　　刘海涛：好。在“制度”问题上，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法制”。“南方谈话”也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当时党政机关中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地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成了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也是当前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有思想准备。上个世纪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他就提出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发，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明确提出，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要求，在整个改革开发过程中都要反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关于“人”，邓小平同志关心的是如何实现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即德才兼备的问题。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邓小平同志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中国发展路线，是否能够靠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股份制是“闯”出来的

　　潇湘晨报：同年5月，小平在首钢的视察与讲话应该可以看成“南方谈话”的一个补充和伸展，因为这涉及国企如何改革。小平讲话对于股份制改革起了什么作用？

　　刘海涛：邓小平数次提到了这样的问题，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他的看法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我理解，这个思想表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经验。但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因此只能通过实践不断积累经验。这也符合他老人家“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方法。也正是通过这么多年的“试”，我们才有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并且通过改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所有制格局形成以后，显然要正确处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因此，股份制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回过头来看，没有“坚决地试”这种“闯”的精神，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恐怕还要摸索更长的时间。

　　【现实意义】

　　“中国制造”从此形成

　　潇湘晨报：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被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它的深远意义何在呢？

　　刘海涛：可以说，“南方谈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影响日益明显。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首先，“南方谈话”为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因为大家知道，过去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学者，有一个共识，即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由此推论，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上突破了这个框框，但是，理论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还处于计划经济的“补充”地位，因此问题还不突出。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情况就不一样了。通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市场经济的基本轮廓日益清晰，但人们在思想上还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南方谈话”的一个主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把“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特定的社会制度实行了分离。正是在“南方谈话”的鼓舞下，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6月9日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概念，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地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次，实现了“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党的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条，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完整的概括。当然，这九条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其中许多内容是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可以说，“南方谈话”也是邓小平同志对自己多年来理论思考的一个梳理。第三，“南方谈话”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同时，也为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与其他文明的平等对话创造了前提。

　　潇湘晨报：当时，88岁的小平仍然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虽然他的“南方谈话”简短精深，但我们仍然可以深深感受到这点。但时代是发展的，时至今日，我们该如何领会他谈话中的精髓，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呢？

　　刘海涛：一句话，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与时俱进。当然，我们党的思想理论不仅仅以“南方谈话”为基础，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以及邓小平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开了一代新风。当年邓小平理论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在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不仅仅是个“简称”，而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从“学习”、“模仿”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方向的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了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的转变。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还要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本报记者袁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