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时代的最远

　　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刻变化的年代，世界是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近30年以来，深刻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的是改革开放；近20年以来，深刻影响世界的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全球化。在决定资本与市场全球分配的过程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契合这一进程，也成为经济全球化极富特色的构成与不可或缺的部分。

　　得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以局中人角度来看，却往往不限于用经济学来解释，改革开放，如没有一位伟人焕发最大辉煌的桑榆晚景，也许历史会另有一番费尽周折的解释。

　　这位伟人，只能是邓小平。

　　早在1978年，邓所倡导的改革就已开始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正好与全球性的运转中心由国家转向市场同步。以接近15年为一个周期，14年后，小平以88岁的高龄南巡，从此改革开放一跃而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位老人对中国当时政经局势的定位，正好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差堪仿佛。

　　另一位弗里德曼——《纽约时报》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欢呼全球化时宣称：世界10岁了。他以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为全球经济形成的起点。1992年，小平南巡，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他在当时已然洞察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这一历史变局又促使他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审慎思考，从而将他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践中的一系列探索、思考，融会成完整体系，并升华到理论高度。

　　百年中国，小平以他独特的务实与沉稳，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与发展的方向，南巡是其毕生事业的巅峰之作，是其政治生命的天鹅绝唱，飘然引去前，他高悬了一盏旷世明灯。南巡之后，小平隐大音于无声、隐大象于无形，据闻其精力亦不复从前，每日的散步由18圈减少为12圈。南巡之于小平晚年的意义，自不待言；而小平晚年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更不待言。

　　以接近15年为一个周期，13年之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转身；14年之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在今日，和平与发展仍为世界主流，但和平与发展对于中国，已经上升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放宽视野，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的历史大格局来看，这一转身实脱胎于小平南巡的遗世背影。

　　如果说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传奇，小平南巡则是中国改革的传奇。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从“共同富裕”到“构建和谐社会”，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以人为本”，正有其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与脉络。小平南巡并未回避关于社会主义事业本质性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考仍在继续，并得以发扬。

　　诚然，任何改革都有其对旧体制不能不扬弃之处。小平南巡推动改革是因为不改革就只有倒退，而我们今天面对单位ＧＤＰ能耗居高不下，资源与环境不堪承受，粗放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资，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品，如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削弱，贫富差距拉大，改革的普惠性下降，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等环境迟迟未能建立，都决定了旧有发展模式的必须扬弃之处，不改革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此刻回顾小平南巡，有着方法论的启示——改革在于不断扬弃自身的弊端，坚持改革在于不断前进，于实践中得出真知，将实践变为真知。

　　在我们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之后，由于信息化的主导，发展已由单纯的竞争转变为多方面的合作与依存。新近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在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为题的封面故事中讲述“改变东南亚的不是美国的援助，而是与中国的商贸往来”，并认为：“美国和其盟友要解决竞争问题，必先认清中国与西方的共同利益，通过合作达致互惠互利”。

　　由此观之，中国的发展必重“又好又快”，改革的主旋律必然是“对内和谐、对外和平”。小平南巡，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走到了最远，而这个时代，我们仍然要走到最远。

　　纪念小平南巡15周年，中国不可一日无改革，还是那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本报评论员 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