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之思

　　助学之路刘谦作

　　签约“诚信”（照片由湘潭大学提供）

　　始于1999年的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建立起来的对普通高校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它的施行，一度让全国贫困学子倍感温暖。然而，仅过3年，这一“爱心贷款”却遭遇尴尬：多家银行先后叫停。

　　就在助学贷款处于冰点之时，2006年12月，湘潭大学首开全国先河，以学校的名义，为贫困学子提供助学贷款担保，试图破解助学贷款“两难困局”。但是，数年之后，今日种下的“龙种”，收获的会是“跳蚤”么———

　　困局 源于逃单之累

　　一纸诉状将曾经温情脉脉的双方带进了冷冰冰的社会公器之上。2006年8月，中国银行杭州杭海路支行起诉浙江大学4名毕业生，要求归还助学贷款。助学贷款以救助的面貌出现，其收受双方却不得不以对簿公堂的结局收场，尴尬的应该不仅仅是当事双方。

　　不久，北京又发布助学贷款诚信“黑名单”，在媒体上公布了4名欠款的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生真实身份。紧接着，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在媒体上对国家助学逾期贷款债务进行催收，涉及至少4所高校的263名毕业生。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如普照的阳光，曾给贫困学子接受高等教育以温暖，为何转瞬就跨入了寒冬？

　　原因在于，逃单过多。据统计，2006年，全国助学贷款违约率高达28．4％。

　　逃单一族的出现，引发了一连串的银行“封门”事件，助学贷款发放一度叫停，将几乎所有贫困学子席卷其中。

　　据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抽查统计：海南、天津、黑龙江三地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和金额为零；在内蒙古，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仅12人，合同金额4万余元；而青海、新疆、宁夏、甘肃四地所属的绝大多数高校则无法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贫困学子处在热望和无期的等待中。“考不上也愁，考上了更愁”，上学难是众多贫困家庭解不开的心结。在湘大，由于贷款无门，有相当部分的贫困学子不得不从口中抠钱，一天只吃两顿，早餐从生活中消失了。

　　去年4月，国务院派出调查组来到长沙，围绕助学贷款开展专题调研，湖南各大高校主管助学贷款的负责人一肚子苦水：“学校、学生和银行三方都已经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可银行说毁了就毁了”，“银行高兴，就打发一点，不高兴，就说没有”，“这哪里是借钱，分明是讨钱！”

　　身处矛盾漩涡中的银行，面对助学贷款“烫手山芋”，也是深有苦衷。

　　“给学生提供贷款的最大问题是风险控制。”一位银行资深人士说起助学贷款摇头连连：“办理助学贷款，不仅手续繁杂，成本高，而且违约率高，风险大，要是多几个人间蒸发的学生，最后还不是银行背着。暂停助学贷款发放，也是无奈之举。”

　　困局，由此产生。

　　救局 立于诚信之育

　　2006年12月18日，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然而，对彭文锋而言，却是个值得庆幸的日子。这位湘潭大学材料与光电物理学院03级学生，在长达3年的助学贷款申请路上，终于拿到了4800元贷款。这天，他和湘大数百贫困学子分享了1403万元的助学贷款。

　　拿到渴望已久的助学贷款，是因为学校提供了担保。以学子们未来的诚信作保资，湘潭大学的惊人之举，能否拯救一场陷入困顿数年的“棋局”？

　　早在2005年，国家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就尝试联手破解这一困局，建立了以风险补偿制度为核心的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加大了学校和国家财政的责任，试图降低银行贷款风险。

　　各地高校也使出浑身解数，实行助学贷款政策性捆绑，将学费收缴、工资发放等主要银行业务一齐交付贷款银行。但银行积极性还是难以调动，助学贷款仍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困局，鲜有松动的迹象。

　　“虽然各高校建立了奖学金、勤工助学、特困补助和学费减免等一系列资助体系，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题。”省教委负责人感叹：“对广大贫困学子来说，最重要、最有效的还是国家助学贷款。”

　　“绝不能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助学贷款陷入困局，学校却无法逃避。为了救局，助学贷款担保在湘潭大学应运而生。

　　担保，从表面上看是责任感，实际上却是育诚信。

　　“高校不单是教书的课堂，更是育人的环境。如果我们没有给学生铺上诚信的价值基石，我们的教育无疑是失败的。”数轮激烈的争论之后，湘潭大学党委书记彭国甫的育才观最终得到了全校教职员工的理解与认同。

　　“我们相信学生的人品，也相信教育的力量。当然，湘潭大学决不是盲目的。”面对社会的质疑，校长罗和安表达出的却是乐观。学校找寻着诚信教育的支点，“诚信工程”正徐徐铺开：工作承诺制———教师诚信行动，给学生一个诚信的教育模板；学生诚信教育，为学生打造一个实践诚信的平台；校友诚信网络，建立起诚信传播机制和监督机制……

　　在道德滑落和信用缺失的当下，太需要这样的振臂一呼。而这样的疾呼，迅即有了回应。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有相当影响力的群体，它能对未来中国的信用环境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南大学一位教授认为：“学校担保助学贷款实际上是在培育和引导一种信用环境。”

　　中南大学的一位学生也对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担保助学贷款不仅仅是救局的一种路径，也是在以一种身体力行的教化方式，培养着我们年轻人的信用习惯，为进入信用社会做准备。

　　如同一支协奏曲，诚信的音符不约而同地在其他高校奏响：北京师范大学推出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诚信行为准则，河南洛阳大学建立了《大学生诚信网》，江苏南通职业大学则践行着“诚为言，信为行”的学生诚信公约。站在诚信的回归点上，这样的合奏，是一种自省，更是一种自觉。

　　解局 倚于制度之约

　　当“信用链”崩裂在大学生之手时，带给公众的震荡无疑强于其他社会群体。由此，引发出来的是“诚信再造”的奋声疾呼。

　　助学贷款本是一种信用贷款，根本无须担保。湘大所为，与其说是给助学贷款担保，不如说是给学子们一个诚信的愿景担保。其实，在商业社会，诚信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比金钱更可贵。

　　社会运转过程中出现的困局，离不开道德软体的润滑，更需要制度刚性的介入。社会学家认为，诚信的再造，势必还得倚仗于制度的支撑。

　　回顾历史，在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诚信危机的考验。付出过昂贵的社会成本代价后，他们意识到：唯有信用体系的建立，才能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

　　在英国，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非常容易，很多学生甚至一毕业就到国外工作。但英国银行不必担心他们欠债不还，因为每个英国人生下来都有一个社会保险号码，收入、纳税、申请贷款、领取退休金等全都靠它。换言之，这个号码就是个人的社会信用档案密码，将伴随一生。欠债不还，就等于放弃与自身信用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利益。

　　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建立个人信用系统，并逐渐完备。学生毕业后，银行均可通过遍布全国的信息网络系统及时掌握其行踪和收入，从而有效控制风险。所以，尽管美国大学生贷款率高达70％，不良还贷率却极低。

　　湘潭大学担保助学贷款，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省教育厅已将其作为探索助学贷款制度的试点单位。“政策再好，也要制度保障。”仅凭对借贷者的道德期望，难以实现高比例还贷。针对湘潭大学的“救局”之举，接受采访的银行人士均从制度层面提出，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应尽快建立，从而使风险得以化解，让信用落到实处。

　　目前，全国不少银行开始与高校联手，给大学生建立诚信档案。在上海，在天津，不少高校迈出了第一步，将助学贷款信息纳入诚信档案，供用人单位监督、参考。这犹如一个无形的“紧箍咒”，能有效制约毕业生的不诚信行为，加大失信者的成本。

　　不只是助学贷款，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诚信门”事件日渐突出。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有40亿份，但只有五成合同履约。

　　鉴于此，学界呼吁，中国建立失信约束惩罚机制迫在眉睫。“确立信用的最好手段是在有效的制度安排下进行市场化，即对不守信者的严厉处罚与建立个人信用网。”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公共成本。

　　困局，才刚刚穿透缝隙。我们应该相信，在不断完善的信用制度下，今天种下的“龙种”，明天收获的决不会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