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处理公共危机，公权和法律的恐吓很低级

　　最近，北京有点烦，市民烦，政府也烦。

　　市民烦是因为很多市民接到类似“病猪肉”的短信，一时间人心惶惶。市卫生局的官员烦是因为不得不出面澄清但市民并不相信。公安局烦是因为短信传播虚假不实信息的现象已经出现不只一次了。

　　北京警方表示，短信造谣同样触犯了法律。对于造谣者，如果证据充分，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依法进行处罚、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警方同时提醒市民，收到此类造谣短信或不确定真实性的信息后，不要再向他人传播，以免触犯法律律。

　　——在这不明真相的恐惧下，发短信通知自己的亲人朋友，就算犯法？难道都是公民的责任？我看未必。

　　其实，法律对故意造谣者，早有定论，该抓该判本无争议，但对于不明真相传播谣言的群众采取等同造谣者的提示方式，这和公权和法律恐吓没有什么区别。

　　客观地讲，法律严惩作为社会秩序调节的武器，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有力武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武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有力武器，我个人是反对滥用“有力武器”的，因为一个和谐的社会，擅长用平和方式解决问题的政府，更容易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北京这次猪肉问题的“短信传播”事件，传播者数量庞大、越传越真的背后，政府发言人澄清事实是否透明？是否及时？是否有效？官方言论为什么不被群众相信和理解？诸多问题的思考才是值得政府相关部门认真总结反思的，倘若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动不动就使用公权和法律恐吓，在我看来，不值得喝彩，因为它是用高射炮打蚊子，威力很大，但方式方法却很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