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广州治安问题扩大化是媒体造成的？

　　在昨日召开的广州市政法工作会议上，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表示，广州去年刑事和治安案件大幅下降，“群众近期感觉到比较安全”。但他同时将治安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媒体：“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

　　张桂芳言下之意，无非是在指责媒体迅速让公众知晓了在广州所发生的治安案件。或许在他看来，媒体对治安案件的报道有“铺天盖地”之感，因此增加了群众的不安全感。这位政法委书记的发言令人好气又好笑，感觉他就像一只遇到危险的驼鸟，把头埋在沙里，只要眼睛看不到，所有治安案件的发生都与他无关了。但他忘记了驼鸟只是把头埋在沙里而已，它那硕大的屁股还露在外面呢，这么大的目标，就是狮子存心想看不见都不成，最终的结果，多半是驼鸟被狮子吃掉了。

　　关于广州治安问题的争议，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口水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广州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广州暴差的治安状况，也令千方百计想维护形象的广州政府颇感头痛。仅在去年，广州政府就不断就广州的治安问题“报喜”：“广州治安五年来最佳”“公众有安全感比例达88%”“广州市民四年来安全感最强”等等，再加上不断公布的“大幅下滑”的刑事和治案案件数据，不难看出，广州竭力想抛弃广州社会治安“全国最差”的坏形象。在去年8月，广东省公安厅长梁国聚甚为自豪地宣布“可以肯定地说，广州的社会治安是稳定的，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些“好消息”也是通过媒体发布的，但令广州官员苦恼的是，这些“好消息”并未得到公众的承认，相反，“好消息”惹来了公众对他们的强烈抨击，认为他们是在粉饰太平，是在报假喜讯。几乎每一次“好消息”的公布，都会引起公众十分激烈的反感。

　　公众对“好消息”的不买账，这说明公众对媒体的信息是有甄别度的，媒体既客观转述政府发布的“治安好转”的消息，也客观报道发生的治安案件。但官员的安全感似乎并不代表公众的安全感，切身体会到的“治安最差”令公众与政府公布的“好消息”产生对立。而政府这方，也因为绞尽脑汁都无法改变形象而恼羞成怒，一团怒火因此发向媒体。

　　按理说，媒体关于治安案件的报道即便是“铺天盖地”，那也怪不着媒体，只要广州不发生治安案件了，或者所发生治安案件的严重度“缩水”了，媒体还真是“懒得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广州治安问题层出不穷，媒体也不过是如实报道了而已。就好比中国的掩耳盗铃的故事，广州政法委把耳朵捂住了，公众就听不到声音了？其实要封住媒体的嘴和捂住公众的耳朵，方法很简单，尽量减少治安案件，让公众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安全感。而不是政府自娱自乐的发布一些“刑事治安案件大幅下滑”“群众近期感觉到比较安全”之类的自欺欺人的消息。

　　政府部门与媒体矛盾的激化，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秘密。去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两次将医患矛盾升级的矛头指向媒体，指责“媒体丑化医疗机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指责媒体在对贫困生的报道上“存在误区，有炒作现象”。而事实上，媒体与政府部门的矛盾还要比报道出来的严重得多，“防记者”“堵住媒体的口”甚至被一些政府部门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实则上十分微妙，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依赖媒体进行管理，比如很多政府部门会把舆论监督、在媒体上曝光做为管理的手段，但政府利用媒体的管理却是单向的，只愿意针对被管理对象，而对自己本身管理出现的问题，他们却不愿意媒体报道。作为媒体来说，应该坚持的原则则是：既要报喜又要报忧。

　　不管怎么说，媒体让政府产生压力和惧怕心理，并不算一件坏事。公众希望的，是政府把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努力完善自己的不足，用实际行动给予公众以安全感。现在资读如此发达，想要堵住舆论的口，恐怕也是不易。与其如此，还不如用平和的心态与媒体合作。自曝家丑，往往比千方百计捂住盖子更令公众信服，也更容易得到公众谅解。其实，很多时候，公众反感的不仅仅是社会治安差本身，而是政府部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