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卡讨薪”与农民工“行货感”

　　作者：李劭强

　　昨日上午，30余名农民工来到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门前，将一张张贺卡投进了邮筒。这些贺卡并不是寄给他们的亲人，而是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在年末的“农民工讨薪高峰期”，他们这种“首先表示出自己的礼节”的方式格外引人注目。（1月18日华商报）

　　在各种激烈讨薪方式层出不穷的现实下，贺卡讨薪所表露出的温顺和无奈让人倍感伤怀。难道，权利的实现只能以姿态的恭顺为前提，弱者的声音只能以舒缓的腔调来表达？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了王小波书中所提到的“行货感”。他说，在水浒中官吏习惯把犯人叫“行货”，也就是劣等的处理品。如果“行货”想要实现他们的权利就需要主动示好。因为，他们是行货，是没有资格与官吏讨价还价的。

　　而贺卡讨薪中的农民工也给人以“行货”之感。这种感觉不是说他们就是失去自由的“行货”，也是说他们的处境和心境与“行货”有着类似之处。如果他们不表现出善解人意和彬彬有礼的低调与矜持，如果他们不改变劳有所得和权责对称的观点与信念，他们就可能被认为没有诚意，不够听话。而这种姿态显然是与欠薪者的角色期待背离的，于是暴打和耍赖也就成为他们对待农民工的常用手段。

　　要改变农民工的“行货感”是不能期待于欠薪者的感动的。尽管，不排除那些欠薪者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也是能够被打动的敏感者。可是，在经济利益面前，人的道德感悟通常是要让位于经济理性的。既然，他们能够厚着脸皮赖钱不给，又或者他们也是受害人；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因为感动而兼济民工呢？事实上，农民工的“行货感”正是在承包方和施工方的“考验”下形成的，希望他们回心转意只能是奢望。

　　当然，要改变农民工的“行货感”也不能仅依靠他们自身。因为，“行货感”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货主“行货观”的存在。如果欠薪者的“行货观”一直不消除，即使农民工想理直气壮地讨公道又有啥用呢？所以，改变农民工的“行货感”就得改变其权利不能实现和申张得困境。只有在一个平等博弈的环境中，欠薪者才会意识到农民工的力量，农民工才能发现欠薪者的虚胖。此时，又哪来的贺卡讨薪呢？

　　这个平等的环境应当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刚性的法律，另一方面是柔性的舆论。虽然，劳动合同法草案有解决欠薪的新途径，如：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但是，如何让良法作用于农民工还需要相关部门的努力。同时，在舆论方面，媒体需要为社会设置相应的议程，以反映民意并引导民意，以促成监督的舆论，使欠薪者和不作为者受到道德的谴责、社会的批评。只有在法律和舆论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才能真正摆脱行货感。

　　审稿：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