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贵族学校里没有“贵族精神”

　　【内容提要】如果人们真想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贵族”的话，经历如今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底层民众中去了解他们的艰辛，接受他们的教育是必须的。如果等到社会需要用其他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的话，代价就会大的多，过程也会痛苦的多。

　　贵族学校里没有“贵族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产生了一个富豪阶层。就这个阶层中的个体来说，他们无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甚至贫困家庭，在子女教育上也是不遗余力，这既有我国向来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影响，也有现实的竞争压力的影响，毕竟每个家庭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输在“起点”上；同时，教育产业化也为私立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于是，有些家庭在中学时就送子女出国留学了，更多的则是将子女送入高收费的所谓“贵族学校”，期望在这里通过学习礼仪、网球、高尔夫球等学到“贵族精神”。的确，好的教育环境对子女的学习是有帮助的，这从清华大学每年入学新生中来自农村家庭的只占大约10％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如果期望能从“贵族学校”里学到“贵族精神”可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贵族精神”，那种认为学到一点贵族礼仪、绅士风度就学到了“贵族精神”，其实和以为学会了用筷子就学到了东方文化一样，是极其荒唐可笑的。

　　贵族礼仪不等于“贵族精神”

　　英国是世界上贵族体制最悠久的国家，从中世纪到现在一直绵延不绝，历经多次革命风暴而不倒，和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何在呢？秘密在于，英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高度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贵族集团一方面在与国王的斗争中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利，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中起到平衡作用。这个集团不光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利益，而且也能承担起与其地位相称的社会责任。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保证他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够左右逢源，屹立不倒。

　　中世纪的骑士阶层最好地体现了频频让人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通晓贵族礼仪只是他们的表面特征，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他们往往能勇敢地冲在战斗的最前面。这种深层面的社会责任精神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强势集团的潜意识中，这才是所谓“贵族精神”的精髓所在。

　　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在大船即将下沉的时刻，船长先生没有选择逃亡，而是勇敢地走进了船长室，坚守自己的岗位，在旁人艳羡的目光中是如此，在面临死亡时也同样如此。设计师先生对女主人公的那句话深深地印在了笔者的脑海里，“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然后也选择了与他的船呆在一起。还有那三位小提琴演奏师，在旁人忙忙乱乱地逃亡时，他们坚持演奏到最后一刻，用他们的琴声舒缓死亡到来时的恐怖。在这种时刻，能够坦然地面对死神，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才是“贵族精神”的真正体现。而那位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也就是女主人公的未婚夫，为了逃亡竟然抱起别人家的女孩，冒充是自己的，最后得以登上救生艇；女主人公的母亲，明明救生艇还有空位却拒绝返回去救助落水者，这两位在片中一直都是被鄙视、被批判的对象。

　　我国历史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这种“贵族精神”的最好概括。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我国从不缺乏这类人物，象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李自成、林则徐等等。在近代革命战争年代，英勇就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先烈们就是这种“贵族精神”的体现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们能够跳出狭隘的个人利益，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应当说，这种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共产党人身上，清末愿意为变法流第一滴血的谭嗣同、愤而蹈海的陈天华，在最后关头吟出“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吉鸿昌将军，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最后发动“西安事变”挽救中华民族的张学良将军，他们都是中国的“贵族”。

　　而在今天，平时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颇能在外表上表现绅士风度的人，在危急时刻、在面对底层民众时的态度与真正的“贵族精神”却格格不入。前几天，新疆克拉马依大火十周年纪念日仍能掀起人们心头隐隐的痛。在那场大火中，几百名少年儿童葬身火海，而20多名距离火源最近的领导干部却无一伤亡。在危险关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让干部先走”而不惜耽误学生逃生的宝贵时间，在泰坦尼克号上，船长首先想到的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前几年爆出的哈尔滨“宝马撞人”案，前几天的成都“奔驰车撞伤儿童然后倒车碾死”案，频频爆发的矿难事故等等，都典型地表现了社会强势群体在面对底层民众时对生命的冷漠态度。这些官员和富豪们如果有机会和那位船长先生坐在一起的话，你也许很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一样的服饰、一样的雍容华贵，但是内在的差距何异天地？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官本位”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底层民众的权力缺位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20年来的财富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分不开。这种分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世界上财富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而现在却成了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公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我国0.4％最富有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的国民财富。社科院最近公布的报告也显示，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接近拉美国家。我国的富豪大多是在极短时间内积聚起来的，而欧美富豪家庭大多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在轻易到来的巨大财富面前，他们并不能正确对待财富，个人生活极尽奢华，在面对穷人时自然耀武扬威。

　　安托瓦内特的警示

　　这种精神的缺失必然造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裂，矛盾逐步加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他的那本《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刘微亮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中充满了同情的笔调，但这位王后的一生仍然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脚。

　　安托瓦内特是欧洲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从小生活在皇宫里，从来不知道还有外部的世界存在。她在十六岁时嫁给了路易十五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在登上王后宝座的时候，她享受到了万人欢呼的荣耀，但是她仅仅把这看作她本来就应当享受的，而完全不知道在这欢呼背后还饱含着热烈的期望。就像茨威格所说，“每当一位新路易登基即位时，他们都热烈地欢呼，使劲地摇旗；他们恭顺地给封建领主、给教堂纳租税、服徭役。然而他们愈是耐心忍受，压迫愈重，租税吸血愈狠。法兰西富饶的土地上，仓罄国空；佃农们啼饥号寒；欧洲大陆上最得天时地利的国家却缺少面包。”

　　在这之后，她热衷的只是时装、珠宝和无忧无虑的玩乐，哪一项都耗费不赀，被讥为“赤字夫人”。在一个世纪的将近五分之一时间里，王后从没有希望，或至少有过念头，去认识一下她自己的王国，去看看她必须统治的外省地方，看看冲刷着法国海岸的大海，看看群山、要塞、城市，以及这片辽阔多样的土地上的教堂。她从没有悄悄地用一个小时去私访她的一个百姓，甚至去想一想她的黎民；她从没有跨进一个中等阶级人家的门槛。贵族小圈子之外的世界对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她根本不知道，巴黎歌剧院周围已扩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市镇，那里到处是贫困和怨愤；她根本不知道，在她的私人别墅特里亚农养着鸳鸯和喂得过饱的天鹅的池塘那边，在孔雀开屏的草坪那边，农民们屋舍倾塌，谷仓空空。她从不知晓千千万万的法国人民辛苦劳累、忍饥挨饿，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忍受煎熬。大概只有这样的愚昧无知，只有不愿去了解世间的苦难，才能给这位王后以迷人的优雅，泰然自若、无忧无虑的魅力。只有象她那样不了解现实生活的人才能这样轻松愉快地游乐。但是，一个王后忘掉了她的人民却是在冒极大的危险。“她渴望幸福时刻一人独乐，所以不幸来临时，她形单影只；由于一心沉浸在一个幼稚的玩物上，她不得不付出了王冠和头颅。”

　　应当说，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错误。中世纪后期，法国专制集权的政治结构日渐形成，国王的权力越来越大。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国王越来越耽于享乐，把国家看作自己的私产，忘却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位老国王路易十五就曾喊过震惊世界的口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茨威格说，“过感官的生活，不过思考的生活！这是整整一代人的座右铭，是十八世纪后期有地位的人的座右铭”，安托瓦内特只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人物而已。

　　这样一个腐朽的社会集团完全成了社会的寄生虫、癌细胞，只知道无节制地吸纳社会资源，而不知道为社会付出点什么，被社会所抛弃也是迟早的事情，正是在他们的驱动下，法国大革命才成了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中国今天的强势集团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也要勇敢地承担起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任务，促进一个更和谐的社会的建设，这是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显然还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某些人不是在鼓吹什么“穷人根本就不该买房”吗？穷人没钱，自然买不起房，但决不是他们“不该买房”，这种言论伤害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情，只会毫无意义地激化社会矛盾，连其自身所属的强势集团的利益也不符合，真是“上帝要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这种言论只是其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的不自觉的表现而已，根本不是一个成熟的强势阶层的正常反应。

　　“贵族精神”的培养首先在于社会强势集团要主动地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只有了解他们生活的艰辛才有可能逐步弥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而“富人区”的建设、“贵族学校”的出现显然不利于此。20多年的“经济人”教育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了原子化的个体，行事的原则都是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自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述现象无可指责。但是，如果站在这个集团的整体利益上看，就是有极大问题的，因为这种行为方式有可能象法国贵族那样把自己局限在小圈子内，最后自己也要受到伤害，近几年来，越来越多针对富人的刑事犯罪就是表现形式之一。

　　当代的“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在主流文化中已很少见，如近年所拍的几部商业大片，从形式到内容甚至连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现实都不能反映，更遑论底层民众了，除了商业还是商业，只是“经济人”的冲动而已。但这种精神决没有绝迹，它在社会责任意识逐步觉醒的大学生群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映，他们也是民族精神的现代传承者。

　　自从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以来，大学生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三农问题、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三农类学会在全国各地大学中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了，这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学会就是做得很出色的一个。她们每周末都抽时间到打工子弟学校中支教，也在打工群体、社区中做了很多社会调查。

　　温铁军、刘老石先生所建的“梁漱溟乡建中心”影响也越来越大，笔者在2006年8月初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为期20天的下乡大学生培训活动。2003年，天津大学生白亚丽休学支农时还是一件新闻，被媒体誉为“休学支农第一人”，而仅仅三年之后，就有20多人仿效她，已不再是新闻，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培训条件很艰苦，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前十天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一个很小的会议室里进行，空调功率很小，聊胜于无。后十天转移到郊区一个平房里后就更艰苦了，只有几台小风扇，闷热潮湿。培训时间安排的很紧，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跑步，练秧歌，中午只能休息半个小时，吃饭也要自己买菜，自己做，感觉比在大学军训时还紧张。晚上睡觉时蚊子又太多，床铺也不够，只能打地铺，女生也不比这更好。用水也不方便，有的人连续几天都不能洗澡。但他们精神状态都很好，没有人中途退出，尽管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独生子女，在家庭里生活很优裕。

　　在他们培训结束下到农村之后，笔者还去过他们的几个项目点。在河南兰考县胡寨村，来自东北大学的大四学生吴丹胳膊上被不知名的虫子咬得肿起了几个大胞。在山东鱼台县姜庄村，笔者充分体会到了微山湖蚊子的厉害，隔着衣服照样能咬人，一个晚上过去，尽管睡在帐子里，两只脚还是被咬了60多下。笔者只是在那里呆了三天，而两位同学却要在那里呆一年，没有坚定的毅力是坚持不下去的。

　　他们衣着很朴素，生活很艰苦，日常做的也都是琐碎的小事，但他们却是“贵族”，精神上的“贵族”，在用扎扎实实的行动实践着这种精神。如果人们真想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贵族”的话，经历如今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底层民众中去了解他们的艰辛，接受他们的教育是必须的。如果等到社会需要用其他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的话，代价就会大的多，过程也会痛苦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