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卡讨薪的忧伤“创意”

　　1月17日上午，30余名农民工来到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门前，将一张张贺卡投进了邮筒。这些贺卡并不是寄给他们的亲人，而是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在年末的“农民工讨薪高峰期”，他们这种“首先表示出自己的礼节”的方式引人关注。

　　（1月18日《华商报》）

　　□赵志疆

　　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宣传中心主任赵润录评价说，“虽然这种讨薪方式效果尚难预计，但不失为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方式，挺有创意。”

　　这种讨薪方式确实“很富有人情味”，但这也只是就讨薪的农民工而言，而欠薪者则很难与“人情味”联系在一起——春节将至，外来农民工却依然流落他乡饱受拖欠之苦，欠薪者哪里还有丝毫的“人情味”可言？事实上，为了讨要欠薪，处心积虑的农民工往往并不缺乏“创意”，然而仔细品味这些“创意”，其带给人们更多的不是欣喜，而是忧伤。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贺卡讨薪所使用的绝非普通意义上的贺卡，因为这并不是为了传递祝福，而是为了讨要欠款。从这种意义上看，这样一张小小的贺卡与曾经屡见不鲜的庞大的塔吊、高高的楼顶，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其实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农民工为了讨还工钱所不得不借助的一种工具而已。农民工借助的工具虽然不同，但他们迫切希望以此来讨还工钱的心情却别无二致。

　　当然，贺卡讨薪还是明显有别于其他各种“创意”。无论爬塔吊还是上楼顶，此前的诸多“创意”都是意图强化双方的矛盾冲突，以寻求公众的关注。相比之下，贺卡讨薪则力图用人间温情去感化对方。这一方面说明农民工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过激行为讨薪有违法律规定，但又何尝不是他们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呢———无论外界舆论怎样慷慨激烈，主动权最终还是掌握在欠薪企业手里，与其挖空心思制造舆论，或许还不如寄希望于欠薪者能大发慈悲更为有效。

　　针对贺卡讨薪，赵润录主任指出，讨薪首先应该选择通过劳动行政部门和法院，这是解决拖欠工资比较有效的途径。这种观点无疑是相当正确的，而且也曾无数次被引用于农民工的各种讨薪“创意”当中。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呢？依法维权过程中繁琐的程序以及漫长的处理过程，已经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望而生畏，很多时候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种尴尬———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维权成本，但他们却始终无法叩开相关部门紧闭的大门。依法维权难行、过激讨薪违法，除去开动脑筋发掘新的“创意”之外，农民工究竟还能怎样找到一条更为便捷和高效的维权途径？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农民工为什么会在饱受欠薪折磨后还要不吝言辞地献上一片溢美之词。春节将至，这幕“黑色戏剧”的本身已经足够带给人们太多的反思———如果能有更好的维权途径，备受煎熬的农民工何至于要把廉价的赞美献给那些拖欠自己血汗钱的雇主？

　　如果相关制度执行到位，农民工原本不应该被拖欠一分钱；如果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他们原本不应该为此而多花一分钱。当农民工为了捍卫自身权益而挖掘“创意”的时候，其实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无言的反抗。面对这种弱者的生存智慧，理应有人因此而感到羞愧，哪里还会有丝毫的喜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