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摩”和“禁电”学习社会

　　作者：王则柯

　　什么叫做“禁摩”和“禁电”？这要看语言环境。目前对于广州市民来说，“禁摩”和“禁电”指的是市区禁止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行政命令。

　　十多年前开始，我就主张大城市规范和抑制摩托车，这不仅因为我们这里摩托车的引擎燃烧效率比较低，而且还因为这些摩托车表现出强烈的游击特性，不是好好地走在道路当中，而是喜欢东钻西窜地蛇行，造成交通紊乱，惊吓路人，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危险。

　　现在政府终于下决心在市区道路禁止摩托车行驶，我是赞成的。政府决心“禁摩”，据说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依靠摩托车的抢劫比较多，成为城市安全的一大隐患。这和我们看到的摩托车喜欢东钻西窜地蛇行的事实有点关系。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大千世界，人们有不同的偏好。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自然可以预料对于任何一项行政命令，人们的看法总是很难完全一致。以禁止在市区燃放鞭炮为例，这是这些年广州做得非常成功的一桩事情。即使这样，一方面它得到广大市民拥护，有些人甚至觉得其移风易俗的功勋可载入史册，另外一方面它也被一些人责怪为不要传统文化，罪可上书。

　　偏好不同，怎么办？如果是生活在鲁滨逊一个人那样的孤岛上，自然可以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让这个一个人的“社会”的总体满意程度最大化到极致。但是如果岛上多了个偏好不同的“礼拜五”，并且由于人权觉醒经过光荣革命这个“礼拜五”和鲁滨逊已经生而平等，那么问题就来了。讲究文化传统的鲁滨逊喜欢鞭炮的喧闹，心脏不太强健或者总是数典忘祖的“礼拜五”恐惧鞭炮的轰鸣，他们就需要协调，包括需要妥协，需要克制，需要服从。

　　这不，热衷鞭炮的良民祭起“传统文化”的大旗，已经瓦解了许多城市禁止燃放鞭炮的禁令。我等身处广州并且厌恶包括鞭炮在内各类城市噪音的良民，只能庆幸我们自己的地域文化，没有把鞭炮放在很崇高的位置。

　　现代社会偏好不同的鲁滨逊和“礼拜五”，需要经过公共程序，做出妥协，就那些可能影响他人的行为作出规范。循着人们有不同偏好的思路，我们常常甚至不好说，是这样的规范好，还是那样的规范好。问题是做出规范，就要遵守，就要服从。车辆靠左走好还是靠右走好，就是一个范例。如果能够证明车辆靠左走不好，恐怕英联邦的许多国家和日本也不会沿用至今了。但是到了英联邦这些国家和日本，你就要遵守靠左走的规定，哪怕你不喜欢靠左。

　　对于这次广州“禁摩”和“禁电”，印象中比较意外的是，平面媒体反映的舆论，站在反面的要多得多。照理说，还是基于偏好的多样性，多发表出来一些反对意见，本身也未可厚非。可是许多反对文章以“弱势群体”说事，就有点奇怪了。最近几年，人们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就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弱势群体应该给予特别关注，于是我们看到被千方百计罩上“弱势群体”外衣的现象。可是如果在全面“禁摩”以前你到中山大学康乐校区外面新港西路这样的地方看看，面对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的摩托车，究竟谁是弱势群体？更有甚者，新港西路高峰时段禁止摩托车行驶也已经三四年了，但是敢于对抗禁令的摩托车却一直不少，摩托车冲红灯更是常常发生。

　　我需要从“禁摩”和“禁电”学习社会。这次就从“禁摩”开始。

　　来源：南方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