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假记者”？

　　作者：何三畏

　　1月9日，山西大同某煤矿打死一位“假记者”。比打死人更敏感的，是这个人的身份。按工作关系，他应该是中国贸易报的“临时聘用记者”，大同有关方面，则否认他的记者身份。我觉得，趁此机会辨析一下所谓“真假记者”，是很有意思的。

　　假记者是吃什么的？以大同为例吧。去年5月，大同“假记者事件”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奇观。报道说，大同市左云矿难发生，矿主破财消灾，向“记者”发出红包200多万元，而其中“大部分是假记者”。不知道其中“大部分”和“小部分”是个什么比例。但可以明确的是，“大部分”和“小部分”都收钱了。而通常情况下，新闻红包不是平均主义的。在同样著名的另一次记者受贿案件里，四位主流媒体记者收的是金条，可以肯定，“大多数假记者”没有受到同样的礼遇。

　　这就是说，收不收红包不是判别“真假记者”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假记者呢？山西省在“左云假记者事件”后搞过“打击假记者专项行动”——他们应该把握着一个定义，不然怎么操作。大同有关方面行政效率奇高，在“1·9”打杀事件的第二天，《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就出台了，使新的一轮“大力打击”有了准绳：“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对象有权拒绝。”

　　按照更上级的规定，这个定义大致不差。如果说有什么缺陷的话，那便是，对于一般非国家机密，或者其它非特殊情况的公共事务，只要有合法身份的公民，例如研究人员和其他观察者，亦即有关条文认定的“假记者”，都是可以调查的，其调查行为并非都可以认定为“非法活动”。我琢磨这是一种宪法权利，但已经被忘记久远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心目中真假记者的分水岭，在于他传播的信息之真假。传播真实信息的，就是真记者，相反的，都可以统称为假记者。或者说，没有正式记者证件的“假记者”，只要用合法的手段，也是可以去追究真相的。

　　但是，对于煤矿主来说，如果上述《通告》贯彻得好，当煤矿出现事故之后，就只有“小部分真记者”需要摆平了。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并不是说只要给真假记者发红包，就意味着有非法情节需要掩盖。事实上，在今天的新闻大气候下，可能应该称为服从潜规则。

　　一般意义上的“假记者”，对于公众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需要普及的新概念，需要啰嗦几句。“假记者”寄生在信息常常被人为遮蔽的现实背景下。通常，他们的工作方式是，首先掌握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业的违规犯法证据，然后公开自己的身份(无论有没有新闻出版总署派发的证件，但他们事实上在为媒体工作)，这时，事主一般会主动提出贿赂条件，达到不曝光的目的。这种刀锋上的觅食并不容易，他们需要熟悉专业，还需要冒险。最主要的危险是遇到天外有天，对手一边给“假记者”送钱，一边留证(甚至有当地警察假扮企业人员来送钱的)，然后“假记者”被以敲诈罪逮捕起诉。当然，这里的法律纠纷很多。一般“假记者”都考虑了法律风险，收钱时主动开具自己新闻单位的广告或发行发票。但是，一旦被认定为“假记者”，或者虽然有新闻出版总署派发的证件，但媒体在外地设记者站的条件相当苛严，如果相关证件不全，也会被定为“非法采访”，从而敲诈罪成立的。去年5月15日，新华社消息，“中国食品质量报等4家报社记者站记者汪启明、孟怀虎、卜军、陈金良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违规活动”，多是以这样的方式涉案和被判刑的。

　　这就是“假记者”的生态环境。但像大同这样直接把“假记者”打死的，则是一种更为尖锐的表现。(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编)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