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民愤与法律之间的公正取舍

　　《中国青年报》报道，南京某大学226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签名呼吁法官轻判一个叫左凡的研究生。被告左凡在一起争风吃醋事件中，先是被竞争对手有预谋地群殴，后奋起反击，用自备刀具捅伤三人。法庭顶住舆论压力，以防卫过当判决左凡有罪。

　　但有顶不住压力的，如佘祥林案。当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的疑点要求重审时，受害人家属多次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声称“民愤”极大，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某种意义上，正是迫于“民愤”的压力，才最终对佘祥林定罪的。在此，民愤成了考量嫌疑人是否入罪、是否从重处罚的重要因素。佘祥林案中，法官之所以把民愤抬到法律之上，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推理，即民意是人民的共同意见，民愤是人民意见的表达，因此民愤也是民意，既然人民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将民愤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不会错的。既然佘案中受害人家属的上访和两百人的联合签名说明民愤极大，那么舍弃案件事实超越法律自然是顺从民意，判处佘祥林有罪就不是错误的。

　　十二年，一个轮回。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与邱兴华案遭遇。邱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切表明，邱兴华只有以一死方能平息民间包括受害者家属的愤怒，“民愤”的态度是必须从重、从快地处决邱兴华以了结此事，而繁琐的程序将使得邱兴华苟延残喘，甚至逃过一死。这也是司法机关所最为担心的，担心民愤耐心的有限。因此，在人们的喊杀声中，将为邱申请精神病鉴定而奔走、呼吁的专家、学者一并唾骂其中，就不足为奇了。

　　无可否认，所谓的民愤，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民愤是一种集体意识对于个体意识的离异或者异己感。由于它为众人所持有，因此获得了相当的正当性。法国刑法学家斯特法尼认为：“民众的愤恨就是惩罚犯罪行为的道德目的，道德目的是与刑罚的报应性质相联系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是不可缺少的，长期以来，社会始终在尽力维护这种健康的愤恨情感。”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愤天然是一种报应，在具体案件中，民愤的立场常常体现了道义报应的朴素情感，体现了通过法律对正义、公正的追求。

　　然而，我更要说的是，民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感性的。首先是民愤的情绪化特点。人是感性的动物，愤怒是人情绪化的表现，在愤怒的情绪下行事往往是不理智的。而法律的适用是理性的，这种理性通过罪刑法定、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等原则体现。如果审判随着民众的喜而轻、怒而重，必将失去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进而冲击了司法的应有理性。其次是民愤的易变性。民愤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他们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古斯塔夫·勒庞语)而且，由于信息的误传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使得一定数量的民众的民愤不一定符合人民的共同的正义观，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

　　在对民愤的辨析中，我们同样需要谨慎。民愤如果不是受到某种异己力量干扰的话，在多数情况下征表的是一种追求正义的冲动。然而，这种冲动仅仅是在寻求一种实质的正义，而无暇顾及程序正义之所在。这种冲动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不足以保持规范的稳定性，因之，用程序上的正义来做补充，就显得尤为必要。更有甚者，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认为：“在司法活动中，当形式合理性(即程序正义、程序合理性———笔者注)与实质合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认为应当选择形式的合理性而放弃实质合理性。惟此，才能坚守法的独立价值，才能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正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牺牲了个案公正，使得个别犯罪人逍遥法外；但是法律本身的独立价值得以确认，法治原则得以坚守，这就有可能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

　　因此，对待民愤问题，我认为，让民愤的归民愤，法律的归法律。这也是处于民愤汹涌漩涡中的司法机关必须做出的选择，果真如此，将是民众之幸、法治之幸矣！（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