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有罪论”在辱没谁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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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日前召开政法工作会议部署今年工作，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做工作报告。张桂芳表示：“如果今年还不能让广州市群众安全感有明显提高，那是说不过去的，也没有道理。”他同时指出：“虽然广州信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

　　公众不是小白鼠

　　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提到的，“（媒体）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之论，让人大吃一惊，这种“媒体报道有罪论”是典型的愚民思维。以自己的长官意志或者家长情怀，寄望于公众尽量少地拥有信息渠道，尽量少地获得社会发展信息，一味地苛求公众在不了解事实全貌的情况下，相信政府，只能使政治决策过程暗箱化。但公众的安全感绝对不会因此而有所提高，因为，公众并不是生活在实验室笼子里的小白鼠。

　　媒体的报道确有一个导向问题，以广州媒体业之发达，及其在全国同业中表现出来的卓有成效的新闻理念探索，绝不会分不清何为哗众取宠，何为社会良知。所以，不应该存在广州媒体有意使治安问题迅速扩大化的质疑。张桂芳抱怨媒体的用意之一，应该是希望广州的公安部门获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个思路下，媒体最好能多报道积极工作及成效显著的一面，少报道或不报道依然严峻的治安局面现状。但他没有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公众已经养成了多渠道获取信息，并理性评价社会状况的习惯，媒体的一片叫好声，或者回避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并不能真正缓解公众的社会焦虑心理，而且往往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而且伤及媒体的社会公信力。

　　监督政府少犯错

　　信息保密是几乎所有组织机构的本能，涉及民生的政府工作的保密容易出现错误，错误需要更多的错误，来掩饰已有的错误。信息保密要求更多的保密，来为信息保密所产生的黑幕保密。所以，媒体舆论绝对是一个监督政府少犯错误，给公众更多信息选择的有效公器。就以治安问题为例，群众的呼声可以通过媒体报道，间接传递给政府部门；哪些地方依然是公共安全死角，哪些地方犯罪死灰复燃，也可以通过媒体报道，间接传递给政府部门；甚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媒体，发动群众，寻求理解和支持。张桂芳只看到了媒体报道“消极”的一面，对积极的一面视而不见，以偏盖全，岂能不冤死媒体？

　　治安问题处理好坏关系千家万户，也关系一干官员的政绩，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官员也希望媒体报喜不报忧。但是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砣是老百姓，不要和媒体较真，要对照老百姓的呼声，扪心自问差距还有多少。愚民政策从来都没有出路，让公众无知，只能成为一些领导干部对公众参与公共决策能力质疑的理由，进而将公众排除在与民生有关的公共决策之外。这种逆社会发展潮流的自欺欺人之术，只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摘自香港《大公报》；作者：高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