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

　　人们会发现，无论政策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

　　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出现了一场对改革的反思和论争。对于这样一场会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争论，也许只有在断裂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从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都存在着。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共识是相当高的。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改革几乎都得到整个社会的呼应。改革的道德优势压倒了意识形态的阻力，改革得以顺利推行。问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但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加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他们更愿意将改革中的问题看作是偶然失误的结果。

　　但这样的说法虽然可以理解，却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所有的“错”都使得结果总是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就使人相信这绝不是自然地“出错”，而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而其结构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

　　扭曲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的进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在国企改革或改制的过程中，几千万人失去工作或提前退休，其得到的补偿却微乎其微，而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瓜分，甚至在瓜分之后也没有出现一些人期望的所谓“效率”。不是说弊端丛生的国有企业不需要进行改革，实际上，在大规模国企改革进行之前，包括普通民众在内，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共识是很高的。甚至人们对国企的私有化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那么是不是到了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又变化了？有些瓜分国有资产的辩护者也确实是这样说的。但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以这样最坏的方式才能进行。

　　不过要注意到的是，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