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遏制官员的“非分之想”

　　■特约评论员 毕诗成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日前在河南经济工作会议上说：领导干部的工作任务很重，但组织上对我们很关心，与一般群众相比，待遇报酬已经很好了，不应该有非分之想。多做一些对群众有益有利的事，多做一些打基础、管长远的事，让老百姓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这就是政绩。(《人民日报》1月22日)

　　其实徐书记不愁吃不愁穿就“不该有非分之想”的论断，也只是在逻辑上成立，现实当中，“仓廪实而不知廉腐”者并不乏人。如果说官员待遇很低，为了生存而有“非分之想”，或许还可以讨论一下“高薪养廉”；但在“报酬已经很好”的时代，再去讨论“高薪养廉”无异于自欺欺人。那么，我们还能靠什么来阻遏官员的“非分之想”？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两方面的努力：官德约束与制度约束。信奉道德者从“人性善”出发，希望通过道德鼓励，令官员树立“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世界观；信奉权力制衡者从“人性恶”出发，希望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约束，令“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者心有顾忌，不至于为所欲为。

　　应该说，两种方式都有其作用，但取向道德与迷信制度，似乎都无法阻遏当下似乎泛滥的“非分之想”。信奉道德者发现，官德有些像“大酱缸”，正在被一些人迅速染黑；信奉制度约束者发现，没有制度的时候大家盼制度，升迁、举报、考核等制度建立了起来，却还是要通过“人”来发挥作用，遇事还是“潜规则”主导。

　　道德约束、制度约束都遭到自身“先天不足”的羁绊，难以唤起阻遏官员欲望泛滥的足够力量，那么，我们还可以依赖什么呢？难道我们正在步入“黄宗羲怪圈”？

　　说起“黄宗羲怪圈”，人们很容易想起60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那段关于“走出历史怪圈”的对话，再次想起毛泽东曾经开出的药方——民主新路。在官员道德感难以寻到依存土壤、约束制度难以跳出“人治局限圈”的当下，要想打通“官德”与“制度”发挥作用的“任督二脉”，可行的办法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制约职能，增大民众的监督权重，使官员的任免、考核、问责最大程度地接受民意的考量。舍此根本，我们对于官员的道德教化、局部的“制度努力”，常常会如无根之浮萍，无法影响荡漾开来的私欲与花样翻新的“非分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