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一百万富翁耗尽家财办厂防艾“保护更多人”(3)

　　去年，一个学员快要病死了，李继东天天去看望他，他生日那天，还买了一个蛋糕，派女学员送给他，大家围着病床唱生日歌。几天后这个临死的人康复出院，跪在李继东的门口，说要报答他。“我问你用什么报答我？他说用命。我说你的命不值钱，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重生工厂所有学员的吃住费用都由李继东承担，日常用品从香烟到卫生纸也全部由他购买，学员每年过节，可以坐厂里的汽车回家，甚至死后的寿衣、爆竹、骨灰盒也全部是李继东出钱。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说生命值多少钱？我把这些艾滋病人控制起来，救了多少人的命？”

　　戒毒与心瘾

　　“孙悟空”13岁就开始吸毒。初一的一个晚上，晚自习下学后，他和同学去一个朋友家喝酒，这个朋友在他的右手肘上注射了一针。第二天，“孙悟空”吐了一地，开始了与毒品为友的生活。

　　开始，每周他只注射两三次，半年后，他发现自己每天都离不开针管，一天最少一次，多的要五次，朋友不再提供免费的毒品，以后每注射一针海洛因，他要花10元。

　　第二年的考试“孙悟空”考得一塌糊涂，从此没有读书，直到2001年10月被警察抓捕，父母才知道，他们19岁的儿子已经有6年毒龄了。

　　“被抓的那天，正和两个朋友一起打针。”随即，他被送到思茅市强制戒毒所。

　　思茅市强制戒毒所成立于1995年，6年时间里，戒毒所所长杨明翔正为极高的复吸率而丧失工作成就感，“每次看见那些放出去的人几个月后又被抓回戒毒所，我时常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传统的强制戒毒机构虽然能在一周内就使吸毒者从生理上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但“心瘾”难除，戒毒者一旦离开戒毒所，很快就会复吸。

　　云南第一家民间戒毒机构“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的创办人杨茂彬，原先就在云南第一家官办戒毒机构工作。4年后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毫无收获，“治疗过两千多人，但回报我的是不断的复吸、暴力、性乱和谎言。”杨茂彬说，“想了很多办法，但没有任何效果。”

　　杨说，他治疗过的吸毒人员“戒断毒品的比率不超过百分之一”。

　　直到一次美国考察后，杨茂彬才找到一种他认为较有效的戒毒模式，于1998年在昆明创办了戴托普。这个词源于英语的“DAYTOP”，可以直译为“天天最佳”。

　　“戴托普”认为，吸毒成瘾的心理依赖才是导致复吸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整个戒毒过程中，除了脱毒治疗外，还必须对吸毒者的异常心理进行干预，使他们彻底摆脱毒品。

　　美国的戴托普几乎解决了杨茂彬以前无法解决的所有问题，那里没有暴力、没有谎言、没有性乱，大家平等友好坦诚相处，以兄弟姐妹相称，戒断率高达70%。“核心就是改变吸毒者的价值观，改造他们生存的亚文化。”杨茂彬在美国第一次看到，戒毒原来不仅仅是“医生给病人看病”那么简单。2001年，杨茂彬的“戴托普”开办3年后，与昆明相隔520公里的思茅戒毒所所长杨明翔正在为相同的难题所困扰。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