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孟邹：行走于文化风云人物之间

　　亚东版胡适《四十自述》

　　从出版史来看，陈独秀、胡适两大新文化运动巨头同时倾心于亚东图书馆这样一家中小书局，也许只是历史上的偶然，带有某种特殊性的个案，但在这样一个偶然和个案中，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某种必然和普遍的因素，默默地在其中发生着推动作用；文化人的理想投射和出版者的出版努力，彼此间形成的文化呼应和良性循环，进而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尤值得我们今天的出版人认真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依然是一个不会过时，值得后人反复言说的出版人物。

　　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人。旧出版业中，倚重名人取得成功而最受同行称羡的，就是汪孟邹创办的亚东图书馆了。人们每当谈起这样一个在新文化运动中贡献良多的中小出版机构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胡适，提到陈独秀，提到章士钊。汪孟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书业人生，就是在这样一些文化风云人物之间，且行且走，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给予他至深至广的影响。

　　在清末科举制度未正式废除之前，汪孟邹受维新思想影响而对新书业发生兴趣，当初为了卖新书，他赶过安庆的院试，又赶过南京的乡试。光绪二十九年（1903），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开办了一家名为“芜湖科学图书社”的新式书店。就在这个被当地人称为“洋书店”的二层小楼里，汪孟邹和陈独秀、章士钊之间有了第一次出版合作。1904年，芜湖科学图书社出版发行了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俗话报刊———《安徽俗话报》；而主编这份刊物的正是陈独秀（仲甫），承印这份刊物的，则是章士钊（行严）开办的上海大陆印刷局。

　　1913年，汪孟邹从地处内陆的芜湖来到文化发达的上海，创办了亚东图书馆，开始了他正式的出版生涯。以前的芜湖科学图书社虽然发行过23期的《安徽俗话报》，但主要的业务还是代售从上海贩运来的新式书刊文具。汪孟邹完成从贩卖到出版的书业人生跨越，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老友陈独秀的极力鼓动，和特意找人具体地相帮。这在汪原放写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

　　亚东版《独秀文存》

　　亚东图书馆草创初期，经营并不顺手，汪孟邹甚至一度做过杂粮的生意，以弥补出版上的亏空，其艰难可知。1915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改归亚东图书馆发行。由于《甲寅》敢于抨击时政，“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出版后的一纸风行，使得代为发行的亚东图书馆，多少在名气上附上了骥尾。1917年，陈独秀北上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得益于他的大力推荐，亚东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由此开始，亚东的经营出现了转机，用汪孟邹自己的话说，“出版才上了路”。1919年，亚东把店堂从原来逼仄的弄堂，搬到了棋盘街西首的大马路上。就在这装饰一新的店堂里，亚东迎来了它书业经营的黄金时代，真正应验了陈独秀常常规劝汪孟邹的一句话：“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

　　从1919年到1922年，亚东年出书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这四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的四年，也是亚东图书馆史上经营蓬勃兴旺、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贡献最大的四年。亚东率先出版的新诗集、白话文存以及标点旧小说等，可视为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直接反映，也是一个出版者对时代潮流积极响应和出版支持的表现。在亚东这四年的作者队伍中，我们同时看到了陈独秀、胡适这两大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大名。尤其是胡适，四年之中有四部作品在亚东出版，几乎占了亚东这几年全部出版物数量的四分之一，反映出他与亚东不同寻常的关系。

　　说起来，汪孟邹与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交往，各有其最初的渊源。他与章士钊的结识，是因为他俩一度为江南陆师学堂的同学；与陈独秀的相知，是因为陈早年与他的长兄汪希颜是极为投契的朋友，汪希颜英年早逝后，陈独秀将这种友情延续到他这个弟弟身上；而与胡适的交往，则更多的发之于同乡间的情谊。了解胡适的人都知道，胡适是一个在友情和乡情上从不含糊的人，近代人们流行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语意上虽不无调侃，但在事实上却很能反映出胡适个人性格中重情感的一面。

　　胡适为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题词

　　就一般的常情推论，胡适完全可以凭借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显赫声名，以及他与商务印书馆领导层不同一般的私人关系，将自己的书稿交给出版实力和发行力量都要雄厚得多的商务印书馆去出版，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亚东图书馆这个既无名气又无实力的同乡人小书店，而且，他对亚东的支持力度，还不仅仅局限于书稿的提供，同时包括选题的擘画、稿源的组织、书店的发展，甚至亚东出版过程中版本的选择、版式的安排、编排的次序，他都予以过问和指导。根据汪孟邹回忆，胡适介绍到亚东来的作家和学者有：陆志韦、朱自清、陶孟和、孟寿椿、刘半农、钱玄同、赵诚之、张慰慈、刘文典、李秉之、吴虞、陆侃如、俞平伯、康白情、徐志摩、孙楷第、顾颉刚等。有了这样一批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作后盾，亚东出版物的高质量就有了坚实保证。

　　对于胡适对亚东的贡献，汪孟邹也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在1923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说：“下午到馆，晚请适之于都益处，旋同至馆中谈商一切，告以每月送他一百元：一是报他以往助我们的劳绩；一是托他以后介绍并审查各稿云云。”亚东除月送胡适百元作酬谢外，在其作品的版税上也格外优待。亚东的版税一般为10%或15%，而对胡适，则按他自己的规定，初版为15%，再版为20%。据陆费逵说，胡适版税收入，有的年份达二三千元之数目。无疑，亚东要支付其中的大部分。胡适社交频繁，又笔耕不辍，深感时间短缺，许多书稿都是请亚东同人代为整理的。胡适热心于家乡地方志的收集，有一部难得的《绩溪县志》，是让店中朋友照原书的格式代抄一份给他的。有些绝版的图书，胡适委托汪孟邹找同行设法购置。如此种种，反映了亚东图书馆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已远远超出寻常的编著者之间的范围，而上升为一种珍贵的友谊。胡适到上海来，总要到亚东图书馆看望这一帮出版界的同乡朋友。1925年11月，胡适专程到上海医治痔疮。汪孟邹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层楼房，并精心作了布置，以便他学习和接待来访客人，照顾可谓殷勤备至。亚东如此礼遇，重感情的胡适不可能不心知，将稿件交给亚东出版便是他表达友谊的最好方式。可以这么说，在出版者汪孟邹与作者胡适之间发展起来的这样一种良好合作关系，当初可能是源之于乡情，而最终则止之于友谊，既顾及双方经济上的“利”，同时又提升为彼此情谊上的“义”，是“利”与“义”的有机统一。

　　就亚东的发展大局而言，对汪孟邹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还不是胡适，而是陈独秀。胡的年龄比汪小十多岁，算得上是汪的晚辈；而汪、陈之间则年龄相仿，彼此间感情十分交好：一方面，在汪氏艰难的创业中两人一起共过事，可谓患难之交；另一方面，汪孟邹的政治观点也与陈独秀趋向一致。汪孟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陈独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持同情态度。从亚东出版总体的政治倾向看，亚东是追随陈独秀的，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托洛茨基主义，这样一条主线发展下来的。可以这么说，陈独秀确定了亚东发展的大时空背景，奠定了亚东兴盛衰亡的历史基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了陈独秀对亚东的决定性作用。当初若不是陈独秀竭力相劝，汪孟邹也许不会到上海经营出版业，后来的亚东图书馆也就无从谈起；若没有陈独秀北大任职，领导新文化运动，亚东图书馆也许不会迅速从经营文具、出版销路不好的地图，转向出版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图书期刊；若不因为陈独秀的关系，亚东也不会出版托派书籍而导致它最终的关闭。具体到细小方面，陈独秀从提供书稿、联系作者、帮助作序、策划选题乃至筹措资金、人事安排等方面，皆对亚东出力襄助，竭尽其能；而汪氏叔侄更视陈独秀为家人，为良师，为益友。陈独秀一生奔波于政治，无暇照顾家人和孩子，汪孟邹替他承担了这个义务，除接济他们生活费用和读书费用外，还不时资助潦倒中的陈独秀本人。汪孟邹给店中同事的印象是固执、自以为是，但他对陈独秀却是例外。他深深折服于陈独秀的卓越见识和人格魅力，对陈独秀的话可谓言听计从，凡陈独秀介绍来的稿子，他总是收、买。如果说，胡适是亚东图书馆得力的出版顾问，陈独秀则可看成是亚东图书馆真正的出版灵魂，把握着亚东在书海航行中前进的方向。

　　从出版史来看，两大新文化运动巨头同时倾心于一家中小书局，也许只是历史上的偶然，带有某种特殊性的个案，但在这样一个偶然和个案中，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某种必然和普遍的因素，默默地在其中发生着推动作用，文化人的理想投射和出版者的出版努力，彼此间形成的文化呼应和良性循环，进而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尤值得我们今天的出版人认真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依然是一个不会过时，值得后人反复言说的出版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