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用耳倾听银幕里的梦境

　　影院里大伟为盲人解说电影

　　“他走到房门口，狐疑地看着门，然后把脸贴近‘猫眼’，从观测孔里往外看，一缕光线射进他的眼睛。镜头一转，现在墙上已刷完了腻子，蒋中天用工具正在把墙打平，然后用手在上面摸一摸，用刷子掸去浮土。他把一条围巾围在鼻子上，满脸都是白色的灰尘……”大伟盯着银幕，及时地将影片中人物复杂的动作变化通过扩音器传递到影院每个角落。他是那么全神贯注，以致没有发觉端着茶水的工作人员已在身侧站立了两三分钟。因为端坐于黑暗里的听者们，一刻也离不开他的“讲述”。

　　1月23日下午，去北京星美影院观影的人们看见不寻常的一幕：数十位紧闭双目的盲人，在志愿者的搀扶下，排着队走进靠拐角的那间放映厅，集体“观赏”一场最新的电影《门》。这是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在影业公司赞助下举办的一场活动，也是大伟第一次在真正的影院里给盲人们讲电影。为了准备这场“讲述”，他已在头天下午把《门》看了三遍，记了厚厚一叠备忘词。这一切果然派上了用场，片子放到一半，演员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好一会儿，大伟愣是凭着记忆，不但像往常一样“说画面”，还把剧中人的对白也毫厘不差地“配”了音。

　　同样的场景在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更多地发生于老式四合院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30多名盲人兴致勃勃地挤坐在木椅、转椅、折叠椅上，趴在门口、窗边和过道里，享受着一台电视机、一台DVD和一个扩音器带来的乐趣。时间是每周六上午9点半，地点是北京鼓楼西大街79号院，演讲者是大伟以及中心的志愿者们。这个简陋却温暖的小空间，有一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心目影院”。

　　盲人朋友的一次流泪大伟有了个想法

　　大伟48岁，平头，戴着眼镜，长得有点儿像台湾演员刘德凯，很难把他和公益事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的确不是他的本行。早前从中国科学院地球所辞职后，他在IT业、广告业闯荡了好些年头，后来进入外企。投身电视圈的爱人郑晓洁制作了一档叫好不叫座的电视节目《生命在线》，讲述残疾人故事，当时在教育频道收视率排名第一，却没有任何广告收入，因为没有人肯为“满是瞎子和瘸子”的节目投广告。

　　节目最终在一年后停播了，但一直在商海沉浮的大伟却找到了值得自己努力一生的事业。2003年，夫妻俩在鼓楼西大街租了个四合院，办起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为盲人提供技能培训。

　　2004年5月，大伟开办了广播节目《心目看世界》，每期找来一些盲人朋友，聊聊时事，侃侃大山。节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不错反响。

　　2005年7月的一天，大伟正在家里看美国大片《终结者》，一位盲人朋友到访。“当时我们在看片子，因为是动作片，里面的声音很激烈，一会儿爆炸一会打斗的。那个朋友就老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叫我讲给他听。我就把画面里的内容告诉他。讲完之后，他特别激动，把我抱起来转了两圈，流着泪大喊‘我终于能看电影了’。”这次的经历触动了大伟：“那时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办一个专门让盲人听电影的电影院呢？”当月，大伟就在“红丹丹”的办公地点增加了一间放映室，取名“心目影院”。

　　给盲人解说电影崔永元也要向大伟学习

　　“给盲人讲电影，绝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你必须了解盲人的感受，知道他们真正想要什么。”为了体会“盲态”，大伟常常在家里闭起眼睛，在客厅、卧室、厨房之间来回穿行，还让郑晓洁带着自己在北京城里溜达。“他侧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还老问我前面有什么。”提起当时的情景，郑晓洁忍不住笑了。

　　为了准备一场电影，大伟通常要花三四个小时来预演、记录。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伟很快找到了“说画面”的感觉，“心目影院”也越来越受欢迎，场场满座。每周六，盲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很多人愿意乘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听电影”。45岁的橡胶厂退休工人杨林山是铁杆影迷，从影院开办至今场场不拉。他告诉记者，自己自幼双目失明，如今“听电影”已经成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从周一开始就惦记着周六的片子”。

　　除了大伟之外，也不时有志愿者来为盲人讲电影，但盲人最买账的还是大伟。“有一次志愿者讲《泰坦尼克号》，那片子有两个半小时。有个地方镜头转换特快，志愿者的语速也跟着变得很快，盲人们根本没法理解内容。我一看不行，赶紧把话筒抢过来。其实讲电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你要加入自己的理解进去，用适合听者的节奏讲述。”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王小丫也曾经来“客串”过解说。大伟对记者说：“王小丫比较有意思，画面里有人在拉琴，她就对观众说‘你们猜，谁在拉琴？’这样虽然互动比较强，但跟不上画面转换。崔永元喜欢讲些拍摄花絮，比如画面上正出现某个演员，他就讲这个演员当时拍戏时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盲人们要的就是现在画面上有什么，正在发生什么，讲得太多反而会影响他们理解内容。”郑晓洁在一旁插上了嘴：“当时盲人们说崔永元讲得不如大伟，崔永元忙说要向大伟学习。”

　　大伟的心愿开家残障人主题公园

　　为了“红丹丹”和“心目影院”，大伟和郑晓洁花光了之前所有的积蓄，卖了自己的房子，住在亲戚的家里。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他们。“他们说干嘛呢，也不挣钱，说我们是败家子。”郑晓洁说，“直到去年10月，《东方时空》播了，我妈在电话里哭，说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理解我在做什么。后来又偷偷塞给我1000元钱。”目前，“红丹丹”还没有任何收入，依靠个人、社会捐款及企业机构赞助维持日常运转，所有的员工都是志愿工作，大伟夫妇也已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拒绝了一笔连续两年不低于150万元的外部投资，因为对方的运作方式令大伟夫妇觉得不妥。

　　至今，“心目影院”已经接待了1000多人次，由大伟讲解的电影已有五六十部。目前大伟正在考虑出版讲电影的音像制品，已有数家影业公司提供了数十部影片版权。他的梦想，是开办一家残障人主题公园，把世界上所有的著名建筑都做成模型，然后让盲人去触摸，让他们能够知道天空是什么样，道路是什么样，桥梁是什么样。

　　“公益与商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公益不会拿利润分红，所有的赞助明细都会向社会公开。”大伟坚定地表示，无论将来如何发展，自己会恪守在公益领域里，即使要通过各种合作来扩大影响，也一定会把握原则，不让商业损害残疾人的利益。

　　大伟把社会比作一个“母体”，每个人都是组成部分，而并非孤立的个体。从过去的宽裕到现在的艰难，大伟并不后悔，反而感到内心的真正快乐，因为这“符合我长久以来的信仰，我们的口号是‘用爱改变不完美的世界’，真正做到‘残健同行’”。

　　[记者手记]

　　用心感悟黑暗中的画面

　　漆黑的影院里，我尝试着闭上眼睛，于是发现了奇迹。

　　大伟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在影片背景音乐和对白的缝隙里自由地穿行。我仿佛看见雨夜里朦胧的窗，斗室中等待的人影。那一刻，我开始明白，那位盲人朋友为什么会抱着大伟流泪；我开始明白，在黑暗的世界里，凭着想像力构筑起的画面，是世上最美的图景。

　　这或许就是“残健同行”的意义。没有人是完美的，盲人的双眼不见光明，身体健全的我们，又何尝不需怜悯。一家影院、一次活动甚至一句口号，能够引发些许发自内心的换位思考，便不虚此行。

　　“听电影”之所以成为新闻，正说明我们很少会考虑盲人的娱乐需求。大伟的妹妹是智力障碍，郑晓洁的同学腿部有疾，这或许是引发他们关注残疾群体的客观动力，但坚持数年地做下去，已不是单纯的毅力可涵盖。采访过程中，郑晓洁的眼眶一度红润，而大伟则会忍不住地手舞足蹈。你能感觉到，他们心底奔涌的快乐。

　　1月23日那天，影片开场前有个发布会，演员们在台上发表着感言，台下的盲人们在拥挤的人群中面无表情。那时，我曾担忧过多的商业介入会令这场善举而模糊了面目。不过，走出影院时，盲人们是笑着的，他们终于在真正的大银幕前寻觅了梦境。这不失为一种互利，或许只有如此，“心目影院”才能走得更远，才会有更多的“心目影院”站起来。

　　所以，我真心希望大伟、郑晓洁们能够再轻松一点，承载着残障人的欢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