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阻碍农民增收道道槛？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大补贴力度。积极拓展农业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大力促进非农就业。完善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和安置制度，提高征用补偿标准，维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加强对远郊经济薄弱村的扶持。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前天，中央发布今年一号文件，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带来强劲动力。昨天，正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中央精神，为上海新农村建设建言献策。

　　大家认为，在上海新一年的发展中，必须建立起农民增收机制，让农民生活质量更高。

　　增收基本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

　　“传统的种田模式，到了今天很难致富。”一位来自郊区的代表为记者扳着指头算：一家纯农户责任田一般不超过5亩，土地上投入的种子、化肥、农机、灌溉用水等各种必需成本相加，有时甚至抵不过年终的口粮收入，而这还没有算上人工。

　　农业经济效益低、农村经济缺少产业支撑，这成为阻碍农民从农业中实现收入增长的第一道“槛”。

　　如何跨越？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基本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杨长锁委员认为，让农民种田也能富起来，必须通过规划和调整，提高郊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不少代表提出，大农业并不是指1000人耕种1000亩地的公社型生产模式。在美国，1个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往往在800亩左右，而目前上海的农业科技水平，也完全能够达到户均100亩。上海可以借鉴世界农业国家的发展路程，形成专业农户的规模化生产。

　　为农业注入新动力，黄富荣代表为此列出关键词：农业科技。“科技运用到农业，有时就是附加值。例如优质大米能卖6元1斤，而普通大米每斤只卖2元钱。差别就在品种改良带来的附加值。”他认为，上海拥有一个消费层次丰富的农产品销售腹地，应当提升农产品的科技附加值。

　　徐根生代表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根本在人。要针对目前郊区农技推广“人散、网破、线断”的现状，加大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进而完善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

　　庄解代表分析，上海农民的当前收入一般分为3大部分，耕地经营收入、工资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而据不完全统计，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占60％以上。

　　走出田埂、走上流水线，代表委员分析，非农就业是一个无可逆转而且将随时间发展愈加突现的大趋势。将这支队伍打造成生力军，不仅能为农村中土地规模化经营留出空间和余地，更能推动城镇产业的发展。

　　冯德康委员认为，政府应根据农民实际状况，差别对待，拓展农民非农就业途径。对年轻力壮的农民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并提供相应的培训补助、创业资金贷款的支持，提高创业和就业的竞争力。对中年农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就业岗位，实现自食其力；对老年农民，主要是加强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做到“老有所靠”。

　　代表委员们建议特别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和纯农户家庭，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方式，进一步拓展援助性就业岗位，确保纯农户和低收入农户家庭中至少一人有稳定的就业岗位。

　　对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王智勇委员认为，不是简单地为其提高补偿标准，因为再高的补偿标准也有用完的一天，而是要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对其进行职业培训和教育，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和开业指导。

　　农民需要平等获取社会资源

　　程六一代表所在的宝山区罗店镇，一条拓宽后的沪太路、一条建设中的M8线，为数个薄弱村带来新气象。当地村民通过发展农贸、物流等产业，大幅度提升了收入。“大市政带动，其实就是一种以城带乡的模式。”

　　许多代表委员提出，上海已具有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社会基础。庄子群委员认为，农民不仅需要直接的资金扶持，更需要平等地获取就业、就学等社会资源，因此需构建一套城市支持农村的体制、机制。鲍敏中委员建议，完善农业直补政策和农业服务体系。他认为，应当发挥财税杠杆的作用，研究制订一些让企业和地区能够互利双赢的财税政策。

　　一些代表委员还表示，要以解决离土农民社会保障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小城镇

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逐步实现农村

养老保险区县统筹，形成农村

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