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力作

　　广东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力作

　　——评郎国华《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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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金强

　　5年前，在暨南园内，笔者有幸聆听了郎国华君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当时就有一种直觉——在我们的眼前，一幅绚丽多姿的广东历史画卷即将徐徐展开，因而内心洋溢着激动和渴盼。今天，这幅广东经济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吴自力语)终于呈现在世人眼前，五年磨一剑，其间的甘苦想必只有郎国华君知晓。笔者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读后的一点心得和思考拿出来与读者分享，点滴之见，或有狗尾续貂之讥，或有违郎国华君之初旨，其责则全在我。

　　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认为是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具体到宋代广东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和《宋代地域经济》尽管有全面的分析，但前者限于通史体例，后者限于全国研究，就广东区域而言，都难免疏于简略；而《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和《广州外贸史》“均只是对某一方面、某一行业、岭南某一局部地区的经济情况作了论述”，又难以管窥全豹。诚如张其凡先生在序中所言:“作为全面论述宋代广东经济的专门著作，本书是第一部。”

　　本书写作，主要按照现代产业的分类如农业、手工业、交通与商业三个方面梳理宋代广东的经济发展。其间综合分析了政区变化、人口升降和区域开发的关系；水利兴修、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产品的推广和农业的互动；水陆交通的改善、贸易的兴盛对手工业的促进。在前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广东区域经济研究加以整体把握、综合分析，并排拣史料，考镜源流，有不少令人惊喜的发现，从而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迈。例如，作者利用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南海一号”的考古发现，为宋代广东造船业“正名”:“宋代广东的造船工业，尤其是海船的制造，在当时是一流的。”诸如此类的发现在文中还有不少，由于所有的论断都来自扎实的资料排比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因而令人心悦诚服。但限于篇幅，请恕笔者不能一一列举。

　　全面和新颖已经足以证明一本著作的学术价值，但从本书来看，郎国华君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笔者以为，阅读此书，读者除却获得知识和漫步宋代广东的精神享受之外，更能感受到别具一格、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视野。

　　纵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存在着一个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的渐进转移过程。而从广东的发展历程来看，同样也呈现出这样的轨迹。而宋代正处在中国和广东双重经济重心东进南移的完成和加速时期，郎国华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的“巧合”和互动，认为至少在宋末，围绕广州的向心经济格局已经形成，经过元明清的演变强化，最终形成了珠江三角洲、东翼、西翼和北部山区四个经济区，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宋代广东经济重心的东进南移带来的一个深远影响就是，广东此前居于核心地位的山地经济和山地文化逐渐让位于水利经济和海洋文明。随着人口的持续南迁徙，珠江三角洲在宋代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为了取得耕地和防治洪涝广泛兴修水利，围垦泽泊，在本书中，郎国华君为我们整理了宋代广东的水利工程，诸如桑园围、长利围、长堤、东堤、泮塘、王家渠、随龙陂，不少工程今天还存有其名，有的甚至仍然在发挥水利功能。这些带有基、围、堤、塘、陂、渠、龙等字的地名，正是广东蓝色文明的显著标志。

　　在古代社会，国家经济政策似乎不外乎土地赋税役策，而这种政策基本上或取或予，并无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推动力。也正因为此，在区域经济研究中，中央政策对地方的影响往往容易被研究者忽视。但是，对于传统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度来说，区域经济社会的进退消长，对于中央政策具有高度的依赖性。郎国华君没有拘于陈规束缚，独辟一章，认真梳理两宋中央政府对广东所采取的政策的内在脉络，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971年至997年。期间，中央致力于消除南汉弊政，恢复经济；同时设立市舶司，发展海外贸易。第二阶段自998年至1067年。期间，辽、西夏的军事压力，使北宋中央政府无暇南顾，甚至在侬智高叛乱之后，也无特别措施来加强广东的控制，广东经济发展平稳。第三阶段自1068年至1224年。这是宋代广东经济的鼎盛期。政府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外贸。第四阶段自1225至1279年。宋廷的外贸注意力从广东移开，泉州港崛起，广州逐渐丧失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

　　对于广东经济地位变迁和中央政策关系的梳理，作者的着眼处其实不只关乎广东，而在于揭橥一个常识——政府有控制市场的冲动和欲望，因此“有形的脚”往往容易踏住“无形的手”，遑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宋代社会。

　　本书还为宋代广东区域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前瞻性的课题。比如宋代入粤移民和广府、福佬、客家三大民系形成之关系，本书中稍有涉及，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对于有宋一代320年间广东历时代的描述分析，尚付阙如；而共时态下广东内部各个经济板块的划分和不均衡发展，同样留下了深入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