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那场雪

　　采访人：记者焦素芳实习生辛学知

　　倾诉人：胡旭霞女60岁

　　我已经60岁了。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常常会在半夜或黎明的时候醒来，之后就再也难以入睡。我望着黑洞洞的窗外，想着60年来经历的那些事。我又看见了1972年的那场雪，我看见自己孤零零地站在厚厚的雪地上，等待与一岁半的儿子相见。铺天盖地的雪花，那么大、那么密地打在身上，仿佛要将我埋住一般。

　　19岁的电影院

　　1966年的时候，在河南大学做老师的父母被下放到登封的鲁店镇九中教书。在郑州运输公司上班的我，作为“可教子女”来到了公司四运设在鲁店的车队。那一年我19岁。

　　鲁店是个不大的镇子，但几乎每个礼拜都有集市。有一天我跟七姨去赶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突然看见了一个小伙儿。白色的衬衣，绿色的军裤，在一大堆邋遢的村民中，干净帅气的他显得那么鹤立鸡群。

　　我指给七姨看。七姨说：“他叫张闻，刚从部队复员，就是我们这个镇子上的。小伙子是挺帅，可是他比你大九岁呢。”我心里说：“大九岁算什么，只要他愿意，大十岁我也不在乎。”

　　鲁店有个小小的电影院，影院条件很差，凳子也不够，但在那个娱乐奇缺的年代，这不影响人们看电影的心情。我注意到张闻几乎每次都是自己去看，下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我主动接近了他。

　　我俩站在影院的最后一排聊天。黑洞洞的影院里，放映机蓝色的微光在他的眼睛里闪烁。我看着旁边这个英俊的男子，心醉神迷。我不知道自己傻乎乎地说了什么，更不知道电影里在演什么，灯亮了，电影散场了，我看看四周，一时间竟有种做梦的感觉。

　　秋天的时候，我嫁给了张闻。他到了郑州上班，单位分给我们的那间小房子，就成了我们在郑州的家。我在这间宿舍里先后生下了一双儿女。那几年我们两人的工资都不高，可我觉得有了他，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这间小小的房子，就是我快乐的天堂。

　　自己的苦自己背

　　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谨小慎微的父母就把家里珍藏的字画和瓷器都烧毁砸烂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以母亲做针线活的时候把针扎到了主席像上为借口，开始揪斗父母。高高的台子上，拿惯了粉笔的父母举着胸前的牌子，戴着纸糊的大帽子跪在那里，说着自己出身大地主家庭的罪恶。台下声嘶力竭的口号，一浪一浪，此起彼伏。

　　那段日子，每当听到锣鼓和高音喇叭的声音，我都忍不住心惊肉跳。我在单位参加别人的批斗会，可我不敢看那些跪在地上的人，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于是我辞了职，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登封。

　　没多久，大弟出事了。被单位抽调到焦枝铁路的他，有一天干活的时候跟同事聊起《封神榜》，因为一句无心之语，让弟弟背上了7年的牢狱之灾。

　　我不知道张闻是不是因为怕受到牵连，想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开始不再往家里拿钱，也不再回家。我带着儿女来到郑州的家里，他也不跟我照面。有一天半夜我哄睡一双儿女，去他的单位找他。夜真黑啊，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我后来几乎再没有见过那么黑的夜。到了他上班的医务所，推开门，我看到了他跟一个护士不堪入目的场面。

　　张闻拽住我的胳膊，不让我声张。他说只要你不闹，我什么都答应你。我哭了，我说，你回家吧。

　　我以为张闻回头了，以为他能看在一双儿女的面上，好好过日子。可是我忘了捉贼捉赃，捉奸捉双的道理，在没有第四者见证的场面下，我说什么别人都不会相信。张闻还有什么可怕的？

　　女儿的鞋烂了，鞋帮和鞋底分了家，我只好用一根麻绳绑起来。儿子饿得哇哇直哭，我说你给孩子买个馍吧。那时候一个馍是二两粮票，一毛钱。他不给，我从他兜里拿了钱下楼去买，他追着打到了楼下。院里的人拦住他，他指着我说：她是地主反革命，我为什么要养活她？

　　我知道张闻在逼我离婚。我想一个人的心就像野马，溜走了就再难回来。算了吧，我对自己说，自己的苦自己背，张闻，我可以成全你。

　　我和张闻离婚了。判决的时候，儿子给了张闻，我要了女儿。我真的舍不得还在吃奶的儿子，可因为家庭的变故，我的奶水没了。我没有钱给儿子买奶粉，我想儿子跟着张闻，起码不会挨饿。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我对张闻说，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如果你不想要了就跟我说一声。他看我一眼，不说话扭头走了。

　　哪一条才是回家的路

　　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在鲁店的家里想儿子，牵肠挂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天冷了，我做好棉衣来看儿子。那天下了好大的雪，我搭别人的车，到郑州的时候已经天黑。我站在楼下，正好看到院里的同事白师傅。我说白师傅，麻烦你上去跟他说说，我给孩子送棉衣来了。

　　白师傅上楼了。我站在厚厚的雪地里。雪越下越大了，铺天盖地的雪，那么密，那么重，仿佛要将我埋住一般。

　　不知道过了多久，白师傅下楼了，他说：“小胡，你回去吧。”我说他不让我见？白师傅为难地摇摇头，说你赶紧回家吧，天都黑了，路也不好走。

　　我的火腾地烧了起来，我想是的，我是出身不好，可我是孩子的亲妈，他凭什么不让我见，凭什么？！

　　我蹬蹬蹬地上了楼。他就坐在暖和的屋子里，跷着二郎腿。我说孩子呢？我想见孩子！他头也不抬：卖了！我说你卖到哪儿了？他说上海，找去吧！我看着面前的这个人，我想这就是那个跟我夫妻几年，还有了一双儿女的张闻吗？我说离婚时判你给我20块钱，现在快过年了，你把钱给了吧，要不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他抬起眼睛，冷冷地说，我早就给你了！我浑身发着抖，真想跟这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男人拼了，可我的手却软得跟面条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楼的。空无一人的街上，早已没有了任何车辆。我往叔叔家走去，平时几十分钟就能走到的距离，我竟走了整整一夜。我在街上转来转去，那么多宽敞的白茫茫的路，我却看不出哪是回家的那一条。

　　单位的同事看我可怜，帮我打听到了孩子的去处。我和母亲来到老百货楼，见到了要孩子的那个营业员。那是个善良的女人，听我们说明来意，她说孩子在这边挺好的，想看看就看看吧。母亲扶起瘫在地上哭成泪人一样的我，她说咱走吧，孩子已经让他给别人了，再看还有啥意思，只会让自己更难受。

　　我带着女儿来到了铁道边。我说玲儿，你想吃啥，妈兜里有几块钱，你想买什么就去买吧。看着远处的火车呜呜地走近，五岁的孩子觉出了害怕，她拉着我的胳膊，妈妈，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跟我一块儿回家。女儿哭了，她喊着，妈妈咱回家吧，姥姥还在家里等着咱呢！火车冒着黑烟从身边轰隆隆地驶过，我跪在地上，抱着懂事的女儿，放声大哭。

　　下半辈子尝的都是甜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我嫁给了老黄，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老黄比我小5岁，别人也都说我们是姐弟恋，可是在我们这个家里，他对我，却像是个宽厚温和的大哥。

　　我跟老黄后来有了两个女儿。几年后，父母和大弟都平了反，落实了政策，大弟还被安排进了县里的检察院。日子一天天变得好了。

　　多年以后的一天，我突然在街上遇见了张闻。他一双眼睛红红的，看起来苍老而邋遢，一点也不像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的模样。

　　他说自己跟那个护士并没有结合，后来他又成了家，也有了另外的儿女。他说我能见见玲儿吗？

　　我带他去了家里。他拿出100元钱给女儿，十四岁的女儿把钱撕碎了。她说，你当初是怎么对我和妈妈的？姥姥抱着我给你写信，借五块钱过年你都不给，你以为我忘记了？女儿把桌上的一杯水泼在他的脚下，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能让我和妈妈忘掉那一切吗？

　　看着他垂头离开的样子，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自己还恨不恨他，可我知道，老天是公正的，每个人都要得到自己的报应。我已经不再想跟他之间的恩怨，对我来说，现在的他，真的已经是个陌生人了。

　　女儿们一个个都长大成家了，家里只剩下了我跟老黄。我每天早上出门，打羽毛球，跳老年健身操，回到家的时候，老黄已经把早餐摆到了桌子上。去年的时候，老黄给我报了去香港的旅行团。路上老黄说，只要能走得动，以后咱们每年去一个地方。

　　我一直记得结婚时老黄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他说你前半辈子吃了太多的苦，遭了太多的罪，跟着我不能保证大富大贵，可我会对你好，会让你过得舒心，让你下半辈子尝到的都是甜。

　　苦尽甘来。真的，这个词简直就是我60年的写照。我想，1972年的那场雪，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也该把它从记忆里彻底抹去了。

　　漫画\王伟宾